「我是帶賽的，把我們的非洲邦交國一路教到掛。每次人家訪問我，我都要先鞠躬道歉，我一教非洲政治，非洲邦交國就從11個掉到只剩1個，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外交部還讓我繼續在這裡。」
在台大開課多年，教授非洲政治的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嚴震生，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近2年來，台灣接連與巴拿馬、布吉納法索等4個國家斷交，嚴震生出現在新聞媒體上，精闢分析台灣外交問題的次數，也隨之增加。
斷交事件往往吸引大批媒體報導，卻少有人知道，在新聞熱潮過後，有一群因學業表現優異，爭取到來台念書機會的邦交國學生，斷交後頓失獎學金，面臨經濟困難，求學之路變得顛簸。斷交雖然切斷了兩國的關係，但是關於留學生的長期投資，政府應該可以從人才培育角度獨立思考。
嚴震生認為，基於以下三項原因，獎學金至少應該提供到該學年，甚至是完成學位為止，而不是說斷就斷：
（一）邦交國學生是台灣重要的長期投資
嚴震生分享了在一場會議上，一位波蘭人告訴他的故事：在冷戰時期，由於蘇聯要求波蘭照顧非洲學生，於是波蘭提供許多獎學金給非洲學生，到波蘭去讀書。二十五年後，當波蘭已經成為民主國家時，他們辦了一個團聚活動，邀請這些非洲學生回訪波蘭。而這些學生，竟位居外交部長、副總統等要職。
「現在拿台灣獎學金的學生，也才20歲出頭，再給他們20年，他們可能就能在自己的國家中，發揮影響力，」嚴震生說。嚴震生指出，由於台灣在2000年以後，才開始提供獎學金給外籍學生，最早一波拿台灣政府獎學金來台的邦交國學生，現在大概才3、40歲，尚未成為該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菁英。但長遠來看，這群人都是台灣培養的重要「潛力股」，「如果他們未來真的位居政府要職，一來中國大陸可能不會信任他、對他放心；二來，這些學生，對台灣真的會有感情。」
（二）已開發國家有責任進行國際援助
獎學金既是一種投資，也是一種國際援助。嚴震生認為，提供國際援助給發展程度較低的邦交國，是台灣應盡的國際責任。事實上，按照「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標準，以台灣的經濟實力，必須將GDP的0.7％拿去做國際援助，但目前，台灣只拿出了0.1％左右，不及OECD國家的平均援外比例的0.33%，更遠低於國際標準。
嚴震生說：「你說那些歐洲國家沒有窮人嗎？也有啊。日本也有一堆窮的老人，但日本的國際援助也是做很多。我們援助的經費都占我們GDP這麼低，你難道要被指控說我們台灣這麼小氣嗎？1950年代，我們靠著美援才達到今天的經濟成果，現在我們回饋一點，這有什麼問題？」
（三）台灣人的援助，當地人感念在心
國際援助經費，僅佔台灣GDP的一小部分，以台灣的經濟能力而言，並不是太大的負擔，但對於開發程度比台灣低的邦交國家，這已是足讓當地人感念一輩子的天大幫助。嚴震生提到，台灣遭逢八八水災後，有一位住在索羅門群島偏遠山區的部落酋長，感念過去受到我國的農技團協助，特別坐小船花了24小時，只為了將部落募得的善款，捐送到我駐索國的農技處。
或許維繫國與國間的，向來只有利益，但國際援助為台灣賺得的人心與友情，卻可以跨越政治和外交的裂縫—切不了、也斷不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