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種普遍的恐懼和焦慮隨之在社會上悄悄蔓延開來，即對全能國家2.0版的恐懼和焦慮，即對大資料和人工智慧武裝到牙齒的新型全能國家的恐懼和焦慮。
「因為大資料和人工智慧，計劃經濟將更具優越性」，馬雲的這個判斷剛剛拋出，即遭到吳敬璉、張維迎、錢穎一、榮劍、蔡霞等學者的迎頭痛擊，以至於馬雲不得不出來申辯，說他主張的計劃經濟「不是蘇聯那個時候的計劃經濟，也不是中國剛開始的計劃經濟。」他的意思或許是說，他所主張的計劃經濟不是中央計劃經濟，而是一種「新計劃經濟」。但問題在於，這所謂「新計劃經濟」要怎樣才能不同于「蘇聯那個時候的計劃經濟」和「中國剛開始的計劃經濟」？即，他主張的計劃經濟要怎樣才能防止「蘇聯那個時候」和「中國剛開始」的全能國家體制捲土重來？如果他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他就無法劃清他主張的所謂「新計劃經濟」跟屬於全能國家體制核心元素的中央計劃經濟的界限，也就不能不讓人疑竇叢生。
全能國家體制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且即便在今天，中國人民不僅遠未走出全能國家的心理陰影，而且遠未走出全能國家的體制陰影。全能國家體制僅僅在80和90年代有較大消解，進入21世紀之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能力的提升，全能國家體制迅速復辟。這既表現為經濟上的「國進民退」，表現為央企瘋狂攻城掠地，更表現為大維穩的崛起，表現為國家對社會越來越嚴密的管制、對個人越來越精確的控制。
一種普遍的恐懼和焦慮隨之在社會上悄悄蔓延開來，即對全能國家2.0版的恐懼和焦慮，即對大資料和人工智慧武裝到牙齒的新型全能國家的恐懼和焦慮。任何新技術都有兩面性，大資料和人工智慧也不例外，它們既可以為社會所用，為市場所用，極大地增進個人自由和社會福利；也可以與全能國家體制合作，從而為全能國家體制所用，成為國家征服社會和侵犯個人自由的利器。而對後者，這些年來人們可以說越來越感同身受。正是在這種語境下，作為大資料和人工智慧領軍人物的馬雲推出了所謂「計劃經濟優越論」，一下點燃了主流社會積蓄已久的恐懼和焦慮，輿論上的激烈爭議，也就在所難免了。
馬雲「計劃經濟優越論」所說的「計劃經濟」，是否與全能國家的中央計劃經濟有根本分別，不是一句空空洞洞的「不同」就能夠回答的，這有待他拿出具體的論證，即他所說的「計劃經濟」如何是社會層面的、企業層面的、消費者層面的自願的和分散的「計畫」，而不是國家層面的、強制的和集中的「計畫」。並且為了杜絕後一種「計畫」，如何切實建立一種強大的防衛機制。所有這些工作，其實不只是馬雲的責任，也是全社會的責任。大資料和人工智慧強化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計劃性，看來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問題不在計劃性，問題在怎樣的計劃性。怎樣充分發掘大資料和人工智慧之善，以之增進個人自由和社會福利，而防範大資料和人工智慧之惡，避免其為全能國家添磚加瓦，應該是大資料和人工智慧時代的核心議題。
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正視、必須解決這個議題。否則，我們很可能世世代代永為新型利維坦的陰影全面籠罩。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