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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康定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眾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

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擄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眾，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

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禦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

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凶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

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

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跡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溯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眾，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跡，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

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曆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眾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遊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眾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客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

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並，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並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

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