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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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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轟炸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潮汐行動（英語：Operation Tidal Wave）中一架B-24轟炸機向位於羅馬尼亞普洛耶什蒂的阿斯特拉羅馬納煉油廠投彈[1]
地點
歐洲戰場
太平洋戰場
參戰方
 美國
 英國
 蘇聯
 中國
 法國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波蘭		  德國
 義大利
 日本
匈牙利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芬蘭
 泰國
指揮官與領導者
美國 亨利·阿諾德
美國 卡爾·斯帕茨
美國 柯蒂斯·李梅
美國 切斯特·尼米茲
英國 查爾斯·波特爾
英國 理察·皮爾斯（英語：Richard Peirse）
英國 亞瑟·哈里斯
英國 亞瑟·泰德
加拿大 克利福德·麥克埃文（英語：Clifford McEwen）
澳大利亞 喬治·瓊斯（英語：George Jones (RAAF officer)）
臺灣地區 蔣介石
蘇聯 謝爾蓋·胡佳科夫
蘇聯 亞歷山大·諾維科夫
蘇聯 亞歷山大·戈洛瓦諾夫（英語：Alexander Golovanov）		 納粹德國 赫爾曼·戈林
納粹德國 阿爾貝特·凱塞林
納粹德國 沃爾弗拉姆·里希特霍芬
納粹德國 胡戈·施佩勒
義大利王國 里諾·福吉耶（英語：Rino Corso Fougier）
義大利王國 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英語：Francesco Pricolo）
義大利王國 埃托雷·穆蒂（英語：Ettore Muti）
大日本帝國 東久邇宮稔彥王
大日本帝國 杉山元
大日本帝國 河邊正三
大日本帝國 南雲忠一
特內格·卡爾曼
羅馬尼亞王國 喬治·傑內斯庫
芬蘭 亞爾·倫德奎斯特
傷亡與損失

英國：

  • 60,595名平民死亡[2]
  • 160,000名飛行員死亡（歐洲）[3][4]

中國：

  • 260,000–350,934名平民死亡[5][6]

法國：

  • 67,078名平民死亡[7]

荷蘭：

  • 數千平民死亡

波蘭

  • 數萬平民死亡

蘇聯：

  • 500,000+名平民死亡[8]
  • 2,691名飛行員死亡（日本）[9]

德國

  • 305,000–600,000名平民死亡（包括外籍勞工）[2][10]
  • 工業嚴重損失

日本：

  • 330,000-500,000名平民死亡[11]
  • 工業嚴重損失

義大利：

  • 60,000–100,000名平民死亡[12]
  • 5,000名軍人死亡[12]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轟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敵方領土中鐵路、港口、城市、工人居所及工業區進行的持續性空中打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諸多空軍戰略家認為對工業及政治基礎設施而非純軍事目標進行打擊將能帶來重大勝利[13]。戰略轟炸時常涉及對平民居住區的轟炸，相關軍事行動有時刻意針對平民，以達到震懾作用並擾亂其日常秩序，但可能會觸犯戰爭罪行。不過二戰爆發時國際法並未明確禁止對城市區域的轟炸，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班牙內戰及中日戰爭中這一情形已有發生。

二戰期間的戰略轟炸自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時即已開始。德國空軍對波蘭諸多城市（英語：Bombing of Wieluń）及平民區進行了無差別的轟炸行動，目標包括華沙（英語：Bombing of Warsaw in World War II）[14]。隨戰事發展，軸心國及同盟國的轟炸規模均明顯提升。1940年9月德國空軍開始對英國城市進行轟炸[15]。1942年後英國對德國的轟炸限制逐漸放寬，開始針對工業區域，並最終擴展至平民區[16][17]。美國對德國的轟炸跟隨這一邏輯，對漢堡、德勒斯登及其他德國城市的燃燒轟炸廣受爭議[18]。

在侵華戰場，日本對平民目標進行了持續的轟炸（如重慶）。在太平洋戰場，美國於1944年10月開始對日本進行成規模的空襲行動[19]，而至1945年3月已開始採用燃燒轟炸，造成日本民眾的重大傷亡，殺死的人數甚至比原子彈還要多；1945年8月6日及9日則對廣島和長崎進行了原子彈轟炸，是史上僅有的兩次核轟炸。

戰略轟炸為一軍事戰略，與密接支援及戰略空中力量有顯著區別[20]。戰略轟炸的效用在戰間及戰後都受到了廣泛的討論[21][22][23][24]，由於造成大規模屠殺平民的效果，作法極具爭議性。德國空軍及英國皇家空軍均未能挫傷敵軍士氣並完成致命一擊。但亦有學者認為戰略轟炸顯著破壞了敵方的工業生產能力[25][26]，戰間期的戰略轟炸支持者則認為這一行動最終導致了日本的投降[27]。

法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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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空襲與國際法（英語：Aerial bombard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由於年代原因，1899年以及1907年的海格會議僅僅制定了關於陸戰與海戰的條款。在當時，空戰還只是停留在腦海之中。雖然有些國家嘗試將空戰包括在國際人權公約中，但是它們都沒能在二次大戰前達成此目標。當然，也不是說空戰由此而不在戰爭法的管轄之內，只是各國政府對於如何解釋空戰有著比較明顯的分歧。[28]這意味著那時的各式國際條約或國際習慣法均不限制針對平民所展開的空襲。[29]

對於國際法在空襲這方面的遺漏事實上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的。[30]因為各式約束空戰的國際法都有著太鬆或太緊的條款，所以大多數國家都拒絕簽署此類條約，其中一個例子便是1923年起草的關於空戰的海格規則。 另外，對於各大國來說，剛剛研發出來的先進轟炸機給予了它們巨大的軍事優勢。由此，對於限制使用此類轟炸機的條約它們更是不願接受。 既然沒有任何詳細規定空戰的條約，各交戰國在戰爭初期便採用了被各主要交戰國所簽署1907年海格會議條約。而此條約沒有限制任何針對平民所展開的空襲。[31]

紐倫堡審判中戰爭罪的主檢察官Telford Taylor將軍寫到：

儘管像華沙、鹿特丹、貝爾格勒、倫敦這些先遭受慘烈轟炸的城市是德軍而非盟軍造成了損失，但德國和日本的城市被摧毀並非出於報復，而是精心制定的方針，我們深刻體會到對城市和工廠進行空中轟炸已經是現代戰爭中在所有國家都會發生的事情。 [31]

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的（附件）第25條並未對平民得到豁免的程度提供明確的執行標準，海軍方面也是這樣。因此，像義大利空軍理論家、將軍朱利奧·杜黑這些人提出的理論似乎並不違反《公約》的規定。[32]基於這些原因，盟軍在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中並未將轟炸非軍事目標定為犯罪，下令採取類似行動的軸心國領導人也並未因此遭到起訴。Chris Jochnick在Roger Normand在他們撰寫的文章《暴力的合法性1：戰爭法的批判史》中解釋說：「法庭將對平民進行士氣轟炸和其他攻擊排除出審判後，這些做法已經被賦予了合法性。」[33]

道德倫理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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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轟炸的概念以及戰爭期間的廣泛實施引發了戰後關於其道德性的爭論。出現了三種道德倫理觀點。[34][35][36][37]

一種是基於正義戰爭理論，強調非戰鬥人員擁有免受戰爭傷害的固有權利，不應成為故意攻擊的目標。堅持非戰鬥人員豁免權和使用武力的相對性。[37]

第二種是基於「工業網絡理論」，該理論提出集中精力摧毀敵方軍事、工業和經濟基礎設施，而不是軍隊，以此作為贏得戰爭的最快方式。支持者認為，二戰期間對城市進行戰略轟炸造成的平民死亡是合理的，因為它們縮短了戰爭時間，從而有助於避免更多的傷亡。

邁克爾·瓦爾澤在《正義與不正義的戰爭（英語：Just and Unjust Wars）》（1977）中展現了第三種觀點。沃爾澤提出了所謂的「最高緊急狀態」理論。雖然他總體上同意正義戰爭理論，但他得出的結論是，對道德秩序的嚴重威脅將證明使用無差別的武力是正當的。[37]

空軍元帥羅伯特·桑德比（英語：Robert Saundby）爵士總結了他對轟炸倫理的分析：[36]

對轟炸倫理的研究不能不提醒人們，人是一種不合邏輯的生物，更容易受到情感的影響，而不是冷靜的理性。人具有自我欺騙和不加批判地壓制不受歡迎的事實的神奇力量；面對壓倒性的相反證據，他仍然能夠相信他想相信的東西。事實上，沒有哪個瞎子會看不見，也沒有哪個聾子會聽不見。因此，希望人們普遍接受關於空中轟炸倫理這樣一個情緒化主題的理性觀點無疑是不切實際的。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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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初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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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航空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人們認為，大規模的轟炸機群將有能力摧毀城市。例如，英國首相斯坦利·鮑德溫在1932年警告說：「轟炸機總會通過（英語：The bomber will always get through）。」

當戰爭於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開始時，武裝中立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呼籲主要交戰方（英國、法國、德國和波蘭）將空襲限制在軍事目標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對未設防城市的平民區進行轟炸」。[38]英國和法國同意遵守這一要求，英國承諾「將轟炸嚴格限制在軍事目標上，但條件是所有對手都將嚴格遵守相同的戰爭法」。德國也同意遵守羅斯福的要求，並解釋說轟炸華沙是在協議範圍內，因為華沙被認為是一座設防城市，但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沒有將針對敵方平民作為其政策。

英國的政策於1939年8月31日制定：如果德國發起無差別的攻擊行動，英國皇家空軍「應該攻擊對戰爭至關重要的德國目標，特別是石油資源」。如果德國空軍只攻擊軍事目標，英國皇家空軍應該「對威廉港的德國艦隊發動攻擊」，並「在射程內發現海上戰艦時進行攻擊」。英國向盟友法國傳達了「不採取可能涉及平民傷亡風險的空中行動」意圖。

雖然英國承認轟炸德國會造成平民傷亡，但英國放棄將蓄意轟炸戰區外的民用目標作為軍事戰術。1940年5月15日，在德國轟炸鹿特丹的第二天，英國改變了政策，英國皇家空軍被允許攻擊魯爾區的目標，包括石油工廠和其它支持德國戰爭的民用工業目標。1940年5月15日指16日晚，英國皇家空軍首次空襲德國內陸，而法國戰役仍在繼續進行。[39][40]

歐洲早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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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波蘭第一座被德國空軍摧毀的城市維隆

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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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波蘭戰役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華沙的轟炸（英語：Bombing of Warsaw in World War II）

德國入侵波蘭期間，納粹德國空軍對波蘭城市展開了大規模空襲，轟炸醫院等民用基礎設施，包括逃亡的難民。[41]德國空軍轟炸了波蘭首都華沙，以及小鎮維隆和弗蘭波爾。[42]對維隆的轟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首批軍事行動之一，也是第一次重大轟炸行動，轟炸是在一個幾乎沒有軍事價值的城鎮進行的；轟炸弗拉姆波爾被描述為測試戰術和武器實用性的實驗。英國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在《1939-1945年的歐洲戰爭（英語：Europe at War 1939–1945: No Simple Victory）》中寫道：「沒有簡單的勝利：選擇弗蘭波爾的部分原因是它完全沒有防禦能力，部分原因是其巴洛克式的街道規劃為計算和測量提供了完美的幾何網格。」[43][44][45][46][47]

沃爾夫岡·施賴耶（英語：Wolfgang Schreyer）在《天空之眼》寫道：[48]

弗蘭波爾被選為實驗對象，因為低速飛行的試驗轟炸機不會受到火力的威脅。此外，位於中心的市政廳是工作人員理想的定位點。我們觀察了可見標誌後的方向可能性，以及村莊的大小，這保證了炸彈仍會落在弗拉姆波爾。從一方面來說，它應該使探測記錄更容易，從另一方面來看，它應該確認所用炸彈的效率。

德國空軍發出指令的目的是防止波蘭空軍影響地面戰鬥或攻擊德國領土。此外，德國空軍還通過直接戰術和間接空中支援來支持德國地面部隊的推進，對波蘭軍事動員中心進行攻擊，從而推遲波蘭有序的戰略兵力集中，並通過摧毀波蘭戰略鐵路線來阻止波蘭部隊的支援。[49]

德國空軍轟炸華沙期間，波蘭母親和她們的新生兒在醫院地下室的臨時產科病房裡

瓦瑟坎特行動為轟炸機部隊對華沙目標的集中攻擊做準備。然而，根據波蘭教授托馬什·薩羅塔（英語：Tomasz Szarota）的說法，由於惡劣的天氣條件，行動被取消，而德國作家霍斯特·博格（英語：Horst Boog）聲稱，這可能是由於羅斯福呼籲避免平民傷亡；據博格稱，美國禁止轟炸華沙住宅區內的軍事和工業目標。[50][51]

波蘭自9月初以來的報告指出，德國轟炸醫院並對平民進行掃射（由於德國飛機專門針對醫院進行標記，直到醫院被移至露天以避免此類襲擊，因此對醫院進行標記適得其反），以及對逃亡的平民不分青紅皂白的襲擊，薩羅塔稱，這直接違反了《海牙公約》。華沙於9月9日首次遭到德國地面部隊的襲擊，9月13日被圍困。德國作家布格聲稱，隨著德國地面部隊的到來，華沙的局勢發生了變化。根據《海牙公約》，這座城市可以合法地遭到襲擊，因為它是一座位於前線的防禦城市並拒絕投降。[52]

轟炸鐵路、公路和集結的軍隊對波蘭的動員造成了嚴重破壞，而對城鎮和軍事目標的襲擊則破壞了陳舊的波蘭信號網絡，擾亂了指揮和控制。在幾天的時間裡，德國空軍的數量和技術優勢對波蘭空軍造成了損失。1939年9月1日起，波蘭各地的空軍基地也遭到了德國空軍的轟炸。[53][54]

9月13日，根據波蘭國防軍的信息，德軍對華沙猶太區發動襲擊，理由是猶太人對德國士兵犯下了未指明的罪行，但可能是為了回應波蘭地面部隊的失敗並意圖發動恐怖襲擊。德國空軍183架轟炸機攜帶高爆彈和燃燒彈轟炸了華沙猶太區。9月22日，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發來信息：「緊急請求利用最後機會進行大規模轟炸，作為破壞性恐怖襲擊……將盡一切努力徹底摧毀華沙」。阿道夫·希特勒頒布了一項命令，阻止平民離開華沙並繼續展開轟炸，他認為這將促使波蘭投降。[55]

9月14日，法國駐華沙空軍武官向巴黎報告說，「德國空軍根據國際戰爭法，只轟炸軍事目標，因此法國沒有理由反駁。」猶太新年，德國空軍再次集中力量轟炸華沙的猶太人，轟炸猶太區以及猶太教堂。根據薩羅塔教授的說法，報告不準確，因為作者不知道維隆或卡米涅茨發生的轟炸事件，他於9月12日離開波蘭，目的是為了避免法國捲入戰爭，並且報告於1948年發表。

華沙在德國轟炸後燃燒。空襲造成大約20000至25000名平民死亡

三天後，華沙被德軍包圍，數十萬張傳單被投放在城市上空，指示市民在可能發生的轟炸之前撤離城市。9月25日，德國空軍出動1150架次，投擲了560噸高爆彈和72噸燃燒彈。[56]

為了在西方戰役中保留轟炸機的力量，He 111轟炸機被Ju 52運輸機所取代。由於盛行風，導致轟炸的精度很差，甚至給圍攻的德軍造成了誤傷。[57]

波蘭對德國目標的唯一一次轟炸是由PZL23卡拉斯輕型轟炸機（英語：PZL.23 Karaś）對奧瓦瓦的一家工廠實施的。由於蘇聯於1939年9月17日發動進攻，波蘭空軍於1939年8月18日離開波蘭，駐紮在波蘭東部的波蘭簡易機場和飛機即將被占領。雖然Pursuit Brigade追擊旅是波蘭首都華沙防禦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在戰爭開始一周後被轉移到盧布林。

但澤自由市也發生了一起無計劃的轟炸。9月7日晚上11點，一架波蘭盧布林R.XIII G水上飛機飛越該市，執行攻擊德國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號戰艦的任務。然而，該船已經離開了該市，因此水上飛機飛越但澤市中心，在那裡轟炸並向慶祝威斯特普拉特波蘭駐軍投降的德軍開火。[58]

西線，1939年至194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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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3日，在德國入侵波蘭之後，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西線戰爭開始。9月3日和4日，英國皇家空軍轟炸了德國多艘戰艦和小型船隻。9月3日，8名德國海軍士兵在威廉港被英國炸死，這是戰爭中首次被英國殺死的德國士兵；隨後英國對庫克斯港和黑爾戈蘭島進行了襲擊。1939年的黑爾戈蘭灣空戰顯示了轟炸機面對戰鬥機的脆弱。[59][60][61]

德國的第一次空襲是在1939年10月16日和17日，襲擊了羅塞斯和斯卡帕灣的英國艦隊。此後很長時間沒有活動。同時，英國皇家空軍的襲擊減少到每月不到一次。假戰依然在繼續，雙方展開了政治宣傳。[62][63]

英國禁止攻擊地面目標和港口內的德國軍艦，因為有造成平民傷亡的風險。赫爾曼·戈林早期發布的指示允許在任何地方對軍艦進行有限攻擊，包括在海上進行。而希特勒的OKW第2號命令和空軍第2號命令禁止在敵人轟炸德國之前攻擊人的海軍力量，指出「必須以不引發德國空中戰爭的爆發為指導原則。」[64]

阿爾特馬克號事件之後，德國空軍於1940年3月16日對英國海軍基地斯卡帕洛進行了打擊，首次出現英國平民的死亡。三天後，英國對德國在敘爾特島赫努姆空軍基地進行了攻擊，雖然中了一家醫院，但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德軍隨後進行了報復性的海軍襲擊。[65]

德國對法國的轟炸始於5月9日夜間。到5月11日，法國報告稱，亨恩-利塔爾、布魯瓦、朗斯、拉費爾、洛安、南希、科爾馬、蓬托瓦茲、朗貝爾、里昂、布、哈斯布魯克、杜倫斯和亞眠等地區遭到轟炸，至少造成40名平民死亡。[66]

當盟軍的輕型和中型轟炸機試圖通過打擊德軍的部隊和橋梁來拖延入侵時，英國戰爭內閣授權萊茵河以西的公路和鐵路等目標進行有限的轟炸。[67]

鹿特丹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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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鹿特丹轟炸

盟軍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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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顛戰役和閃電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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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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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中國重慶大轟炸期間一次大規模恐慌所造成的死者，1941年6月。

亞洲範圍內的大多數戰略轟炸是由日本和美國實施的。大英國協曾計劃，等歐洲戰事結束，就派遣一支由多達1000架重型轟炸機組成的戰略轟炸部隊(「老虎部隊（英語：Tiger Force (air)）」)去遠東；但直到太平洋戰事結束，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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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後，美國的吉米·杜立特中校曾派出16架B-25戰略轟炸機襲擊日本的東京、橫濱、名古屋和神戶的油庫、工廠和軍事設施。

然而當美國成功發展B-29轟炸機後，美軍便有能力對日本作出有實質作用的戰略轟炸。B-29轟炸機的時速達563公里，飛行高度超過10,000公尺，續航里程為6,430公里。打擊距離達到2,400公里，並能攜帶9,000公斤的炸彈。當時軸心國的戰鬥機都不能達到此高度，即使達到也追不上它們的速度。

美軍的首輪使用B-29的襲擊是在1944年6月15日，47架B-29從成都起飛，轟炸位於日本九州的八幡鋼鐵廠。但這次攻擊並沒有造成太大的破壞，68架飛機中，只有47架飛抵目標，有4架未能起飛，有4架墜毀，有6架因機件問題要在途中棄置所帶的炸彈，有一架被擊落，其餘的大多只轟炸了次要的目標。

首次來自南方的襲擊是1944年的11月24日，美軍派出88架轟炸機空襲東京，意欲進行一次白天的精準轟炸。飛機在10,000公尺高空投彈，結果只有約30架飛機找到了轟炸目標，約10%命中預定目標，只有一個飛機製造廠受了輕傷。

當時美軍並未攻佔馬里亞納群島、硫磺島等軍事基地，如果由中國出發則會有補給問題，而且機場設備簡陋，距離也太遠，由中國起飛的B-29必須減少載彈量以運載燃料，故此B-29在中國的日子裏，只對日本發動了有限的攻擊。直到尼米玆海軍上將以跳島戰術攻佔了一些接近日本的島嶼後，美國第20空軍被編配到第21轟炸師，並開始籌備對日本本州的大規模轟炸。

日本實施的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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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戰略轟炸是由大日本帝國海軍航空隊及大日本帝國陸軍航空部隊相互獨立的來實施。大多數空襲是針對中國的大城市，如上海、武漢和重慶，其中對重慶的空襲從1938年2月持續至1943年8月，共約5000次左右。

一張著名的照片，題為「血腥的星期六」，表現一個燒傷且嚇壞了的嬰兒，坐在被日本海軍航空隊炸毀的上海南火車站。

對南京和廣州的轟炸始於1937年9月22日及23日。它們激起了廣泛的抗議，國際聯盟遠東諮詢委員會的一份決議即為其體現。時任英國副外交大臣 Cranborne 勳爵（英語：Robert Gascoyne-Cecil, 5th Marquess of Salisbury）在他的個人聲明中表達了義憤。

當整個文明世界聽說這些空襲的消息後，其所帶來的深深的恐怖感難以用語言形容。這些空襲所轟炸的地點往往離真正的敵意區域很遠。某些地方雖有軍事目標，然而在空襲中貌似完全不是首當其衝的。看樣子空襲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無差別的屠殺平民來製造恐怖……

——Cranborne 勳爵[68]:135
達爾文空襲是澳大利亞土地所曾遭受過的最大規模的單次攻擊。

日本帝國海軍亦曾以航空母艦艦載機襲擊了當時中立的美國珍珠港及瓦胡島，時在1941年12月7日，造成近2500人死亡，令美國於翌日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還空襲過菲律賓及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空襲，1942年2月19日）。

台北大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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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台北大空襲

1945年5月31日造成三千餘名台北居民當場死亡，傷者及無家可歸者更達數萬人以上。

對台灣他處的空襲另有：

東京大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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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東京大轟炸

主要指1945年3月10日、5月25日這兩次轟炸，導致：

  • 75,000人當場死亡
  • 100,000人受傷
  • 1,000,000人流離失所

原子彈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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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原子彈爆炸

廣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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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落地爆炸後在廣島騰起的蘑菇雲
主條目：廣島市原子彈爆炸

廣島市原子彈爆炸事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在當時日本的廣島市，於日本時間1945年8月6日早上8點15分投下原子彈的歷史事件。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遭受核武器襲擊的都市。原子彈爆炸造成廣島市十幾萬居民死亡，都市遭到毀滅性打擊。

長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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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長崎市原子彈爆炸

長崎市原子彈爆炸（1945年8月9日上午11時2分，即昭和20年8月9日）是指二次大戰末期由美軍對日本長崎市所發起的一次核攻擊[69]，亦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於戰爭中使用核武器[70]。（第一次為8月6日對廣島市的核攻擊）當時的長崎市人口有240,000，戰後估計死傷者達148,000人，而建築物就有大概36%受到全面燒燬、破壞[71]。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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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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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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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3,000: (not including post-war radiation sickness); John Kee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1989);
    • 374,000: R. J. Rummel, including 337,000 democidal;
    • 435,000: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1983)
    • 500,000: (Harper Collins Atla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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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 據美軍記錄，發動襲擊的時間是於上午10時58分。
  70. ^ 美國在長崎市投下的原子彈是屬於Mk-3型核子彈的胖子原子彈。
  71. ^ 《原子彈爆炸死難者名冊》（原爆死没者名簿）在2006年8月9日所記載的死難者人數是140,144人。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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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解第三帝國，克里斯畢曉普、戴維喬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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