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文革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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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被评论者称为发生在1966年的一场“文字狱”。1966年5月19日,經毛澤東同意,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之《評「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处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和吳晗在《前線》雜誌之「三家村札記」專欄所寫之雜文[1]:108。
名称的由来
[编辑]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吴南星在《前线》杂志上共发表67篇杂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三家村札记》当中有几篇杂文可能隐含地批评当时毛的个人崇拜,在《专治“健忘症”》中,他们隐含地批判到毛泽东患了精神错乱症,批评毛因为特殊的“健忘”而食言,“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2],他们最后给出的药方是让健忘症病人赶紧休息,否则会出大乱子”[3]。
遭到批判
[编辑]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 一 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参考资料:《红旗》杂志1966年第7、8期)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北京大学哲學系教师的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写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4]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开头写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三家村”黑幫是詭計多端的。在前一個時候,他們採取“犧牲車馬,保存主帥”的戰術。”“那些什麼“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5]
后果
[编辑]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平反
[编辑]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武汉大学三家村
[编辑]1966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常务副校长何定华被认为是武大的“三家村”,并予以批判。
1964年,朱劭天被调离武大,湖北省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一职,并主持工作。庄果任武大党委书记时,参与领导批斗中共元老、校长李达,并且在1966年7月19日私拆李达写给毛泽东的“救命信”。1966年8月25日,李达于武汉不治身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达于1978年得到平反[6]。
参考文献
[编辑]扩展阅读
[编辑]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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