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4年高度全球化的環境下，伊塔比拉與克魯伯的錳礦契約是一筆再正常不過的交易，如化學、造船和電子製造業等高附加價值工業的輸入端，大部分都涉及遠比這複雜的供應鏈。雖然各國的經濟高度依賴此類貿易網路，政府對這種民間互動卻極少規範。英國的貿易部與德國的帝國海關辦公室記錄有關運輸的統計數字（例如從威爾斯透過海運載到巴西的煤，以及經由鐵路運到魯爾的錳礦），但這些數字僅能說明部分交易過程而已。最瞭解狀況的人是礦業公司的承辦人員和經手關鍵交易的倫敦銀行家，但即便是他們對特定領域的掌握也十分有限，例如挪威的海運與荷蘭的鐵路運輸。僅僅從一艘滿載錳礦的貨輪，就可以看出1914年的全球貿易底下，複雜得令人眼花撩亂的網路、交換、連繫與動向。而當戰爭爆發的時候，如何操控這個體系使得錳礦無法運到德國？為了解決此一實際的問題，英國與法國開始建立啟發現代制裁的封鎖機制。
建立封鎖機制
英國顯然位於這個全球經濟體系的核心。儘管克魯伯從巴西進口錳礦時並不認為自己是在跟英國做生意，但這筆交易的方方面面都得依靠英國公司與銀行的專業、資源和影響力。倫敦對戰前的世界經濟具有至高的重要性。在1912年，倫敦透過它的貼現市場，以匯票形式發行短期貿易信貸，為大約60%的世界貿易提供融資，每天的融資金額至少高達400萬英鎊。一戰爆發時，倫敦經紀商與票據承兌所在帳面上持有超過3億5000萬英鎊的匯票，其中有五分之一是德國與奧匈帝國積欠的債款。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隊，其海運公司包辦了全球55%的海上貿易，英國也負責全球三分之二的海上保險合約。
由於巨額的煤礦出口，英國還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輸出國；套用一位歷史學者的話，英國是「1900年的沙烏地阿拉伯」。當年全世界的貨輪有96%使用焦煤作為燃料，而8000萬噸的總用量中超過四分之三的焦煤來自不列顛群島。在任何時刻都有約2000萬噸的焦煤留在英國港內，另外2500萬噸存放在從福克蘭群島到直布羅陀、由英國控制的儲煤庫網路中，而其餘地方上的儲煤庫也多由英國民營公司負責保養與供貨。不僅如此，全球電報的電纜網路有70%的線路掌握在英國公司的手裡。由於基礎設施方面的壓倒性優勢，英國對貨物、金錢、能源與資訊等全球化命脈的影響力極為龐大。
在戰前，英國海軍的決策人員就已經打算運用這種優勢，對德國經濟的金融與商業體制發動協同攻擊。但在戰爭剛爆發的前幾週，海軍部的這項「經濟版的施里芬計畫」（施里芬計畫是一戰爆發以前，德國總參謀長施里芬策劃的一項作戰計畫）便遭遇挫敗。因此雖然英國確實對德國展開了封鎖，但主要負責封鎖的是外交部，而不是海軍部；儘管實際任務由皇家海軍水面艦隊執行，卻是由軍方與文職官員共同指揮。經濟施壓仍是海軍的事務，但執行交給文職官僚處理，這種做法造成兩個影響：首先，封鎖與制裁不再只是軍事戰略，也成為國家政務問題；其次，英國沒有採取全面封鎖，而是選擇了一種不那麼艱鉅的法律施壓形式。對同盟國的經濟「封鎖」事實上是一種違禁品管制制度，該政策比法律意義上的全面封鎖寬鬆。如果採取全面封鎖，協約國可以禁止進出敵國港口的一切海上交通。相形之下，違禁品管制是一種監督機制，只沒收運往敵國或供敵國使用的違禁貨物與商品。這種機制的效力取決於交戰國在公海攔截船隻的能力，而只有皇家海軍能夠做到這點。英國於1914年11月宣布北海為戰區，展開違禁品管制。英國與法國政府為這個實質上的「遠距封鎖」政策辯護的理由是因應現代海上戰爭的形勢轉變，實施遠距封鎖和違禁品管制有其必要。由於1856年《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禁止這類封鎖行動，英法兩國便訴諸《巴黎宣言》的精神為此舉辯解。不過英國一開始推動封鎖機制的步調頗慢，要到1915年初，它才在法國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那一年2月，德國宣布對協約國商船發動無限制潛艇戰。此舉迫使英國政府升高孤立德國的行動，與法國的合作也更加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