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講「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都是稱心而談，不加修飾，說的是平淡的實話。
從事中國人文研究的人心中大概都記著司馬遷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句話的中心觀念是歷史意識。每個人窮究古今的方法不同，唯一共通的是研究古代史更需要跟現代連結，「我們從何而來？」今日的處境現況，絕非昨天晚上才發生的，也不是五分鐘前突然發生，背後都有很長的歷史。以「人」的歷史為中心，更推到「人」與「天」——即超越的精神世界——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文研究的傳統，是以史學為基地，然後擴展到哲學和文學等領域。王陽明說「五經皆史」，章學誠說「六經皆史」都表達了這一中心觀念。
中國人的歷史意識特別強，這是公認的。以人文研究來講，中國人所謂「經史子集」，最後都推論到史學。尤其是清朝，清朝人將經學視為歷史來研究，民國初期的知名學者柳詒徵老先生曾說，清朝人是用歷史的方法來研究經學，經學不只是微言大義，教我們做人、治國、平天下，而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經學，中國的人文傳統跟歷史的延續性有很大的關聯。希臘人則把史學看得很低，在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思考系統中，史學家地位遠不及哲學或詩學，西方史學嚴格說來，直到18世紀以後才有新的發展。即使在20世紀以後，中國已受到了西方學術和思想的很大影響，中國人文研究仍然保持了傳統的特色，即史學在現代人文學術中還是占據了中心的地位，這裡不可能細說，但這個中國特色是必須指出的。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地區，也具有同一特色。
要談台灣的文化傳統與將來的人文研究發展，得追溯台灣的人文生態。台灣與香港（澳門可與香港合論）同樣未經暴力革命摧殘，是中國僅有的2個地區，所以現代化過程也比較順利。
我在1950年1月1日進香港，師從錢穆先生，之後就一直關心香港。香港從50年代到今天，有很大變化，現代化相當成功，當然九七之後又是新局面。香港與台灣在爭取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意識都很強大，直到今日，六四燭光晚會還是相當多人參與。
政治原因就是它現代化進步的關鍵。儘管當初英國殖民時，並不鼓勵政治學，香港大學不辦政治系，英國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從約翰．洛克（John Locke）、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都是非常有名的思想家，但香港大學並不鼓勵殖民地的青年去研究這些重要的民主、自由權利等觀念，要求民主人權、自由是香港的中國人自己慢慢摸索，發展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