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者杭亭頓在提到轉型正義的難題時曾說，「在新的民主政權下，正義來得很快，否則根本就不來」。然而，轉型正義確實會遲到，2017年西班牙在獨裁者佛朗哥去世後42年才將其遺體從烈士谷移出；智利前總統皮諾契特在去世前終於受到法律審判，雖然並未因此坐牢；台灣也在解嚴31年後才正式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然而，因為政黨大獲全勝而來的轉型正義，最忌成為勝利者的正義，這是促轉會不能不謹慎的。
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成為典範 台灣的促轉會呢
台灣應該是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最晚成立促轉會的；民主轉型後立即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的、例如南非，那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在種族隔離政權時期的南非，人權迫害之烈，也許不下於納粹德國，但南非之所以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而不是採取二戰後的紐倫堡大審模式，就如屠圖主教所說，在南非任何一方都無權實施勝利者的司法正義，「紐倫堡後盟軍可以打起鋪蓋回家，我們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處的」。
可以說，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一開始就涵蓋正義與和解兩個重要基因，只有和解沒有正義，新南非無以為繼，但追求正義的過程卻不能忽視和解精神，否則最後留下來的可能是廢墟中的南非；南非追求轉型正義，留下的是可歌可泣的史詩，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成為後繼者的典範；相對的，台灣晚到的促轉會，能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呢？
台灣雖未在解嚴那一刻立即推動轉型正義，但隨著民主化的推進，伴隨而來的必然是轉型正義的呼聲。最徹底的當然是為二二八平反的動力，數年的發展下來，不但有國定官方的報告，而且每位國家元首都必須在二二八這一天參加中樞紀念儀式，代表國家向二二八受難者致歉。同時，隨著新的史料出土，台灣史學界對二二八的研究方興未艾，並未隨著事件平反而稍有懈怠；相對的，白色恐怖的平反動力遠不如二二八，除了文化部，台灣並未有官方儀式紀念白色恐怖受害者，但即使如此，針對白色恐怖，從中央到地方、甚至民間，從口歷史到檔案的研究，近來也吸引不少史學界新秀加入，要填補這段歷史空白。對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平反及補償，也有民間促轉會等團體提出具體的措施，政府大可直接立法施行，那麼，民進黨千辛萬苦的成立促轉會，究竟還有什麼未盡之業？
台灣不可能產生屠圖 黃煌雄至少深耕政治對話
也許，最大的未盡之業就是「加害者」的缺席。就如政治學者吳乃德的名言，台灣有成千上萬的受害者，卻找不到一個加害者，促轉會目前面臨的處境則是，台灣高唱轉型正義多年，到了關鍵這一刻，則是受害者老矣，「加害者」多已不在人間。然而，轉型正義雖然攸關兩蔣定位，但他們也有其他的歷史面向，遠非「屠夫」兩字可以蓋棺論定，台灣民間肯定兩蔣、尤其是蔣經國的所在多有，這是台灣的重大分歧線，民進黨此刻正是將這個難題交給促轉會，促轉會可能勝任嗎？
屠圖主教引用一位南非大法官的話，「要想成功的以談判方式來完成轉型，轉型的條件就不僅應該得到被迫害一方的同意，也應該得到另一方的認同」。
剛在民主轉型時期的南非如此，已經走上民主路程的台灣更是如此，因為這不只是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問題，而是兩種不同價值觀如何對撞、相處並找到共識的問題。就如屠圖說的，在處理轉型正義的同時，大家還是要朝夕相處的。
黃煌雄說，他為何願意接下促轉會主委一職，是因為總統府告訴他，「促轉會不是要開新戰場，它的目的是和解」黃煌雄自己對促轉會的定位則是「真相、公義、和解」；這三個理想，要理解已經很困難、更別說要實踐；以台灣政治對立程度，我們幾乎不可能找到屠圖這樣各方都尊重的人物；然而，要讓轉型正義不等於政治追殺、或反過來淪為同溫層少數人自己取暖的遊戲、無關大局，那麼，多年來致力於藍綠政治對話的黃煌雄，也許是目前最適合的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