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孩子大腦發育 每位父母都要學習的對話技巧

新生兒剛出生，你和他/她說話不會得到任何反應。你說天要下雨了，新生兒不會發出嘆息之聲；你講一個笑話，他們也不會被逗笑。

在這個寶寶新生的最初幾周時間，父母往往累得筋疲力竭。我的寶寶本該睡覺卻不睡，搞得為人母的我也無法安然入眠。所以也自然無心情與體力同我的新生寶寶說話交流。

到寶寶開始對外界有一些反應之時，與寶寶的交流變得比較容易，但我仍然無法很自然地對我寶寶的咯咯之聲回之「咕咕」之聲，或者以大而響亮並且緩慢的「童言童語」與寶寶說話。當有人更像為人父母者與我的寶寶說個不停之時，我會感到敬畏不已。

幾個月過去，嬰兒已能夠在逗弄他們時用牙牙之聲和咯咯的笑聲來回應，與嬰孩的溝通變得更加容易。但研究顯示，此時仍有父母很少與他們的寶寶說話，但欠缺對話可能會對孩子產生久遠的負面後果，其不良影響甚至在大腦的發育中也顯而易見。

在1990年代中期，人們發現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兒童的語言學習能力差異極大。研究人員波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雷斯利（Todd Risley）用兩年多時間上門訪問不同社會經濟群體的家庭，每個月攝錄這些家庭的活動一個小時。

這兩名研究者分析其收集的資料後，發現最貧窮家庭的孩子每小時聽到的單詞數量是高收入家庭孩子的三分之一。他們據此認為，到這些孩子四歲的時候，貧困家庭的孩子與富裕及專業人士家庭的孩子之間會有3000萬詞匯量的差距。

但這項研究遠非理想，因為調查取樣範圍很小，而且所謂詞匯量的「差距」是否真如兩位研究者所說會大到如此之地步，也不清楚。其他批評者隨後指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家中和家外聽到大人談話而接觸語言之時，所聽到的單詞要比哈特和雷斯利兩人的報告所說的要多得多。另一組研究者回應上述批評時則強調，「兒童不會因聽到大人談大人感興趣的話題而學到東西。」

如果「詞匯差距」確實存在，那對人生的影響就可大可小了。眾所周知，從你幼時入學到大學深造，然後入行就業，語言能力是預知你這條人生道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無論是閲讀，學習基本的計算，甚至是清晰無誤的記憶，你都需要語言能力。

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嬰兒語言實驗室主任凱瑟·赫什-帕塞克（Kathy Hirsh-Pasek）表示：「如果幼時必須擁有的能力而你沒有擁有，你已經輸在了起跑線。」

語言能力的滯後也表現在兒童的大腦中。神經科學家現在能夠展示大腦對早期語言能力的反應。波士頓兒童醫院的神經學家和語言病理學家瑞吉爾·羅密歐（Rachel Romeo）領導的一個小組發現，與兒童對話交流對兒童的大腦發育有明顯的好處。研究小組記錄了家庭中的談話，監測孩子接觸到的語言量和談話次數。談話次數多的孩子其語言的理解能力也較好。

在這些兒童的大腦神經中樞，兩個影響語言能力的重要區域的腦白質的連接比較強，連接增強可以加速這兩個神經區域的信息處理。羅密歐說，這表明對話的轉換次數高有助於大腦的發展。他說：「我們發現，交談次數越多，這條神經通路中的鏈接就越強，而這又影響到兒童的語言能力。」

確實，大量的證據顯示，影響孩子語言能力最重要的不是被動的聽他人談話，甚至也不是其接觸到的詞匯量。相反，重要的是對話的質量。也就是說，需要來迴轉換著說，既要傾聽，也要回應。赫什-帕塞克和她的長期合作伙伴羅伯塔‧格林科夫（Roberta Golinkoff）稱之為「對話二重唱」，因為「你不能一個人唱」。事實上，另一項研究發現，如果談話被電話打斷，孩子不會學到一個新出現的單詞，但如果談話沒有被打斷，他會學到這個單詞。

瑞吉爾‧羅密歐的研究小組在一項小型的後續研究中，更進一步去幫助為人父母者認識與孩子交流對話的重要性。他們發現在這個小組中，兒童大腦涉及語言和社交區域的灰質有所增加。

羅密歐說：「這不是巧合。」在這種親子關係中，大腦的社交和語言區域「聯繫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因為語言支撐著我們的人際關係，而這兩者都是我們學習的基礎。她說：「作為人類的成員，我們都有交朋友和與人交流的慾望。除此之外，我們還打造我們的語言技能，而經打造的語言技能亦為提升我們的認知能力打下了基礎。」

與此同時，普林斯頓嬰兒實驗室（Princeton Baby Lab）的另一組研究對嬰兒和實驗者的大腦進行了監控，發現他們在進行諸如唱歌或閲讀等互動遊戲時，其大腦活動模式開始趨向一致。該研究的第一作者，普林斯頓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的愛麗絲·皮亞撒（Elise Piazza）解釋說，這個現象換句話來說，是指他們的大腦「連接在一起」。她說，如他們分別參加其他活動，他們大腦之間的「神經同步」就會消失。

赫什-帕塞克談到這個大腦的神經同步說：「就好像你兩人協調同步到不像是兩個人，而是兩人合體為一人。這就是我們相信學習得到加強和發生的地方，這就是談話帶給你的。」

社會經濟地位

既然有問有答的對話從幼年開始已如此之重要，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對孩子之間的「詞匯差距」感到擔心？搞清楚這個差距又從何而來？

儘管哈特和雷斯利的研究並不完美，但數十項研究也得出同樣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語言能力差距有關的看法。例如，哈佛大學的麥瑞迪斯‧羅維（Meredith Rowe）在2008年的研究發現，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之間，談話類型確實存在顯著差異，部分原因是這些家庭的父母所受教育高低程度不同。

羅維說，這即是說，「父母養育兒女的知識」對幼兒的詞匯發展有積極的作用。這項研究發現，收入高的父母比收入低的父母使用較長的句子和較豐富的詞匯。她說：「其關鍵的發現是，貧困對父母與孩子溝通方式的影響可以用父母對孩子發育成長的認識程度來解釋。」

如果社會經濟地位和語言能力之間存在關聯，有可能是因為貧困既與教育程度較低相關，也與生活壓力較大有關係。這兩個因素都意味著父母與孩子交流對話的品質會受到傷害。

但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並非決定因素。

赫什-帕塞克及其同事在2015年的研究中，觀察了60名兒童兩歲時的講話，這些兒童都來自低收入家庭。一年後，他們再觀察這些孩子的成長。如其預期，兩歲時參與較多對話的孩子一年後的語言能力有較大幅度的進步，而那些與家長交談較少的孩子語言能力就會差一些。

由於這些兒童都來自低收入家庭，研究結果表明，貧困本身並不是導致兒童語言技能較差的原因。

赫什-帕塞克說：「孩子語言能力不僅與是否出生在資源匱乏的環境有關，還與父母與孩子在那種環境中的互動有關，而這似乎才是產生差異的原因。"

雖然詞匯差異可能會對今後人生有持久的影響，但好消息是，所有的父母都或多或少會與孩子交談。如果父母明白有質量的交談比交談數量更重要，那麼所有的孩子都會受益不淺。

赫什-帕塞克補充說，孩子經歷的人際交往越多，無論是與父母還是與任何看護照料者的交往，他們學到的東西就越多。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加快孩子的學習。家長的教導非常有效，但有效的家庭教育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幸運的是，還有其他簡單的、已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有助於鼓勵與孩子作更多高質量的對話。

赫什-帕塞克及其同事們發現，在費城一些最貧窮社區的資源不足的社群中，超市如放置一些問題提示可以使有意義的談話增加33%。這些問題可以是「牛奶從何而來？」，或「你最喜歡什麼蔬菜？」

我參觀了費城的幾個地方，包括一個公交車站，一個圖書館的遊樂場，還有費城的「歡迎觸摸兒童博物館」（Please Touch children's museum）如人體大小的棋盤遊戲。赫什-帕塞克和她的小組正在這個兒童博物館嘗試另一種教育方法，使用遊戲來鼓勵兒童學習的幾個重要面向，如從社交到認知，從衝動控制（跳房子）到執行功能（解決問題的遊戲）等。關鍵的是，這些遊戲精心地安排在孩子們群集之處。儘管這些遊戲是為兒童而設計，但對我們成年人來說也非常有趣。

這個計劃被稱為「寓教於樂」，與市政府和建築師合作，「將日常場所轉化為學習機會」。更重要的是，在旁邊密切監測的研究人員發現，其中一些遊戲幫助提高了孩子30-55%的交談機會。赫什-帕塞克說：「另外的好處是，當你讓這遊戲環境變得愉快有趣之時，孩子的父母較可能放下手機，看著孩子的眼睛，與孩子做有意義的交談。讓我們這樣想像，要是我們能讓這個世界多一點樂趣，我們能做些什麼。」研究人員表示，只要有足夠的意願，在許多城市重建類似的寓教於樂的空間並非難事。

英國政府在網上啟動了一個相關的計劃，以簡單的提示鼓勵父母多和孩子交談。這個為期三年，名為「求知若渴的小腦袋」的活動，「鼓勵家長參與支持孩子幼兒期學習的活動，以幫助孩子為進入學校和以後的人生做凖備」。

有些家長迫於日常生活的壓力會減少與孩子談話和玩耍的時間。但現在很明顯，我們對孩子說話和傾聽方式的細微調整確實能讓孩子的大腦發育得更好。

獲得這些知識後，我現在發現自己跟我的寶寶咕咕噥噥地說話時，會同時想著寶寶的大腦模式。我會告訴寶寶我日常的瑣碎小事，還會問他一些問題，看看他如何反應。有時我得到的回應是一個還未長牙的嬰兒的笑容。有時寶寶根本不理我。但即便如此，我現在已知道，寶寶的大腦很可能因為我和他的交談正在發育成長，我們所有人，無論是父母還是看護者，都可以在其中發揮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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