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大日本帝国)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且于同年9月2日举行投降仪式并正式签署降书的历史事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告终。
大日本帝国海军实际上在1945年7月已无法继续执行作战任务,同时同盟国也不断对日本实施包括东京大轰炸在内的空袭行动、并开始策划入侵日本本土的没落行动。虽然以军事参议官会议为首的日本政府公开表示仍打算继续坚持与同盟国作战,然而日本高层也开始私下拜托保持中立国立场的苏联就和平一事进行谈判,期望能尽可能争取日本和平投降后仍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但与此同时苏联则依据其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中与美国及英国所做的承诺,开始准备计划攻击日本于海外布署的部队。
1945年8月6日与8月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另一方面苏联则在8月8日傍晚决定单方面废止《日苏中立条约》并且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准备展开八月风暴行动。1945年8月9日午夜过后已经向日本宣战的苏联军队迅速入侵日本的殖民地关东州以及掌管满洲地区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等地,这两项冲击造成在8月14日时昭和天皇决定要求军事参议官会议接受美国、英国、中国与苏联在《波茨坦公告》中所订下的停战协定,并且透过驻瑞士大使馆和驻瑞典大使馆来向盟军发放消息。在经过多次幕后谈判以及宫城事件后,昭和天皇在8月15日日本标准时间中午12时向日本全国以录音电台广播的方式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政府决定遵从同盟国集团的无条件投降之要求[1]。
8月28日驻日盟军总司令开始接管政权且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随后同盟国集团便开始展开一系列日本的战后改革,其中包括其后在1947年5月3日时公布新的《日本国宪法》。9月2日上午10时包括日本、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荷兰和新西兰代表在停靠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办投降仪式,日本政府官员于此签署《降伏文书》,正式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双方的军事行动。停战后,同盟国平民和部队开始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3]。然而一些仍于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独自作战的日本指挥官和军事人员则仍继续坚持作战,甚至一直到1970年代为止最后几名士兵在得知战争结束的消息后才宣布投降。而自从日本宣布投降后,历史学家也开始辩论针对平民投下原子弹的伦理道德问题。不过日本和西方同盟国则是在1952年4月28日时由包括日本在内的48个国家一同签署《旧金山和约》并生效后,才正式从法律层面上结束彼此的战争关系;与此同时日本也结束长达7年的同盟国之军事占领状态,重新恢复日本的主权行使能力。1956年日本政府才另外与苏联签订《日苏共同宣言》结束两国的战争状态。日本投降后,也失去了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所有殖民地。
背景
[编辑]盟军进逼
[编辑]早在1931年日本便与中国在中国东北地区有所冲突,1937年,双方的冲突,即中国抗日战争,便快速扩展开来。日本借助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在主张对美开战的东条英机取代反对对美开战的近卫文麿出任日本首相后,1941年12月7日,已经占领中国部分领土的大日本帝国军队偷袭珍珠港,并且迅速占领许多亚洲地区作为自身的殖民地,随着之后美国的参战太平洋战争进而爆发。起初日本于东亚地区的战场上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是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海战爆发后整个战争的情势则被扭转过来。1943年9月,轴心国领导国、三国同盟之一的意大利王国向盟军投降,欧洲战事被盟军逆转。1943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同发表《开罗宣言》。内容则表示同盟国将会坚持与日本作战直到日本愿意无条件投降为止,且日本必须于战后归还所占领的太平洋地区岛屿和中国之领土,另外也承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让朝鲜自由独立。
自从1944年开始,日本持续在西南太平洋所爆发的马里亚纳群岛及帕劳战事与菲律宾战役遭遇失败。在1944年7月日本失去塞班岛后,曾声称菲律宾将是决战地点的陆军大将小矶国昭取代东条英机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4]:90。1945年上半年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主导下,盟军开始计划攻占日本列岛外围的硫磺岛和冲绳岛等地,之后同盟国也随即策划没落行动并将冲绳岛视为入侵日本本土的中转区(Staging area)[5]。另一方面原本从1941年因苏德战争开始苏联仅将40个师的兵力驻扎于亚洲地区以和日本的关东军抗衡,以防因德国及北进派唆使其北进,但是德国于1944年及1945年逐渐战败后苏联开始悄悄将原本于欧洲战场上的部队重新部署到远东边境[6]。
在进逼日本本土的同时,盟军潜艇在太平洋的巡逻行动以及于日本近海实施的饥饿行动成功摧毁日本的商船船队。由于日本本身并没有出产足够的天然资源,使得工业生产必须依赖其所占领的满洲、东亚地区以及荷属东印度来进口原料物资,特别是石油等重要原料主要是依赖海外运输来供应部队需求[4]:87-88。同盟国部队除了摧毁日本的运输船队外,同时自1944年11月开始美军部队也针对日本本州的工业地区展开大规模战略轰炸[锚点失效],期望能够借此瓦解日本于战争时期的经济发展,这些军事行动也确实迫使日本对于煤、铁、钢、橡胶和其他重要物资的生产量只剩下战争爆发前的一部分[4]:81[7]。
防御准备
[编辑]由于在先前数场战事中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战列舰与成员遭受大量损失,这使得日本海军部队已经无法继续作为有效的战斗力量与同盟国作战。而盟军在针对吴海军工厂展开轰炸后,日本海军仅存的主要大型作战列舰艇只剩下6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和1艘战列舰,尽管如此也没有1艘能有足够的燃料以供出航。另外,虽然日本尚有19艘驱逐舰和38艘潜艇仍保有作战能力,但是军舰仍然受到缺乏燃料的限制而无法使用[8][9]:363。同盟国可能随时自九州直接入侵日本本土,作为殖民地的满洲地区也正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在此情况下,日本军部在报告中总结道:“我们再也不能对战争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唯一的途径是日本的一亿国民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敌人战斗,使他们失去斗志。”[4]:89[10]
作为阻止盟军前进的最后一搏,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下令将剩余的燃油保存下来以准备之后盟军入侵时所进行的反击作战,并且计划出决号作战来全力防卫九州[11]。在计划中根本上舍弃过去盟军入侵佩莱利乌、硫磺岛和冲绳岛时日本所采用的“纵深防御”构想,相反的这个作战计划将一切重点都放置在滩头阵地上。日军计划在盟军部队正于海滩上登陆并且运补物资时派遣3,000多架特别攻击队战机袭击两栖运输部队,而如果首波袭击无法逼迫盟军撤离海岸的话则另外派遣由3,500名敢死队员和5,000艘震洋自杀艇及其余驱逐舰或潜艇组成之“海军最后的作战列舰队”展开攻势[9]:363。如果盟军成功击败试图防卫九州当地“最后一刻”的日军并且进占当地后,日军便将最后剩余的3,000多架战机布署到其他岛屿继续阻止盟军逼近[9]:363。同时日军也开始在长野市市内挖掘一系列的地下洞穴以在盟军入侵日本本土能长期抵御,甚至还挖掘松代大本官迹提供给天皇和其他皇族居住,并计划于此继续指挥剩余的部队进行作战[12]。
但在小矶国昭内阁准备于日本本土展开防预作战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开始在部分战场展开停战的谈判。1944年日本政府派遣前日本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前往中国,尝试与蒋中正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就停战协议之交涉进行初步接触。1944年3月,于汪精卫国民政府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缪斌在与数名国民政府官员接触并进行交流谈后,在小矶国昭的默许下随后代表国民政府前往日本进行停战谈判。然而在当时外务大臣重光葵并不信任缪斌所带来的消息、以及包括东久迩宫稔彦王与梅津美治郎等其他日本高层不愿重视的情况下,导致由小矶所主导的日本与中国之和平谈判工作只能够宣告破局。同时在其他日本政府官员强力反对以及日本失去菲律宾当地统治权后,小矶国昭内阁倒台,随后由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组阁。其他各种尝试结束战争的作为包括1939年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与中国上将何柱国尝试达成和平协议,以及1945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上海市市长周佛海试图联系中国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等,但都由于日本政府对于中介者的不信任等因素而迟迟不愿讨论和平条约的签署问题。
高层
[编辑]领导集团
[编辑]1945年,日本其战争后半段战略决策主要由小矶国昭于1944年成立的军事参议官会议所制定,其中会议中包含有所谓的“六大”重要军政高层包括有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 (日本)、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大臣,海军省军令部总长等人共同讨论[4]:87。1945年4月7日由铃木贯太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包括有:
- 内阁总理大臣: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
- 外务大臣:东乡茂德
- 陆军大臣:陆军大将阿南惟几
- 海军大臣:海军大将米内光政
- 陆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
- 海军军令部总长:海军大将及川古志郎(之后改由同为海军大将的丰田副武接替职位)
法律上这些职位都是由日本政府自己提名后继人选,并且名义上由日本天皇亲自任命而成。然而在1936年以后日本陆军和海军也获得提名(或拒绝提名)各自高层的权力,这项作法主要是因为军方认为借此能够防范组织效率不佳的日本政府,或者因为一些高层的辞职而使得现有政府面临瓦解的情况[4]:86[13]。另一方面昭和天皇与内大臣木户幸一有时也会参与军事参议官会议的讨论,其中又以天皇的意见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但是关于昭和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成为一个历史问题而被广泛讨论著[4]:87。由于许多足以证实其作用的关键档案都于日本投降到盟军开始占领期间遭到销毁,这使得包括贺伯特·毕克斯(Herbert P. Bix)、约翰·W·道尔、藤原彰与吉见义明等人士认为天皇本人或许确实曾积极于政府幕后下达指令。不过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则依据当时1946年召开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认为包括裕仁在内的日本皇室成员实际上并无统辖能力。对此理查特·弗兰克(Richard B. Frank)则表示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正确的立场。”并且认为昭和天皇所扮演的角色更有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4]:87。
政府观点
[编辑]即使到了战争的后半段,以军方势力为主的铃木内阁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主张继续与盟军部队作战。而对于日本社会来说几乎不曾想像过向他人投降,除了一方面日本本土从来没有被他国势力攻占外,另一方面在自身两千多年的日本史中,国家也从未面临战败沦亡[14]。这使得在所有重要政府高层之中,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曾多次表示应该尽早结束战争的进行[4]:92。对此历史学家理查特·弗兰克表示:
“ | 虽然铃木或许已经体会到遥远的目标仍然是要寻求和平,然而他并没有花费任何时间安排相关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或者直接主张日本应该接受同盟国所提出的条件。在许多重要军政高层会议上他本人也未曾以暗示的方式,表达他赞成日本应该早日停止战争……铃木对于当时内阁成员来说的确是扮演重要的关键角色,但唯一的例外是他绝对不是主张和平的提倡者。[4]:91-92 | ” |
——理查特·弗兰克(Richard B. Frank)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铃木与其他政府官员等人则声称他们当时仍秘密地尝试实现和平这一目标,并且碍于社会环境的因素而使得他们不能够公开提倡投降的想法。此外也将他们的作为以传统日本文字中形容“隐藏的艺术与无形的技术”的“腹艺”结合,对于他们在公众活动与幕后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上矛盾作出辩解。然而许多历史学家拒绝接受这类说法,其中罗伯特·比余托夫(Robert Butow)便提到:
“ | 由于腹艺所呈现出来的非常模棱两可之态度,使得如果在政治和外交场合上下意识的依赖这种“艺术上的虚张声势”可能只是提出内含其他意思的意见,或者是形成想要依赖或者欺骗双方所尊重之中立国的嫌疑。虽然这种判断作为并不符合海军大将铃木其备受赞誉的性格特质,但事实上从他成为总理大臣那一刻到他辞职的那一天为止,根本没有人可以明确肯定铃木可能会做什么或说什么[15] | ” |
——罗伯特·比余托夫(Robert Butow)。 |
事实上日本领导人一直企图通过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在战争爆发前的规划中便预期借由迅速的领土扩张来引起美国重视,甚至直接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以获得谈判上的优势,之后便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让日本能够继续保有部分新占领的土地[16][17][18]。之后在1942年时便有一部分政治家、公职人员、军方成员与民间人士认为日军应该在仍保有优势的情况下结束战争,但是这个想法却被想领导日本获得战争胜利、以军方势力为首的东条英机内阁所抨击,甚至开始大幅逮捕如中野正刚等反对派人士。1944年7月美军可以直接对日本本土发起空袭之后,政府间对于透过谈判方式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想法才开始有所重视。1945年后日本领导高层一致认为战争形势对于日本来说十分不利,但并不认为单纯透过外交谈判的方式便能够成为战争结束的最佳方法。这样的想法也使得政府内部分裂成2种不同的派系,其中所谓的和平派主张经由外交途径积极说服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从中协助调停日本与美国和其他同盟国达成和解条件。而另一个强硬派成员则认为应该要等到展开“决定性”的战役并且造成盟军众多多人员伤亡,同盟国自然会愿意提出较为宽松的条件来和日本商讨战后的规划[4]:90。这2个办法均根据日本在1905年时日俄战争的经验,在过程中尽管双方爆发一系列高代价战役却迟迟无法结束战争,一直到关键性的对马海峡海战后,俄罗斯帝国才愿意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协调下签属《朴次茅斯和约》[4]:89。
不过在1945年1月底,日本天皇身旁一些政府官员便开始试图推出仍能够继续维持天皇地位的和平投降条款来结束战争[19]。这些建议很快便经由不同管道送给英国和美国政府商讨可能性,其中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这些要求总结到多达40页的档案中,并在雅尔塔会议的前2天交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审视。然而根据之后报告则指出档案在提交给罗斯福手上后便遭到退回,这使得包括天皇地位受到保证等等所有建议并没有获得充分讨论,同一时期盟军的政策中罗斯福则提议订为只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这框架内[20][21]。另外这些表示日本天皇可能接受成为一名傀儡统治者以保留其身份地位的建议,也遭到在日本政府内部仍保有强大势力的军方成员强烈反对。而在5月21日发送给所有日本外交官的讯息中,外务大臣东乡也否认日本曾向美国和英国提出任何和平建议,因此这项举动通常并不被视为日本正式表达投降的意愿[4]:112。
意见分歧
[编辑]1945年2月,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在提出《近卫上奏文》给日本天皇裕仁以分析形势,在内容中主张日本政府应该要向同盟国投降,否则持续战争的结果有可能导致最后日本遭到苏联军队的占领。同时近卫文麿在备忘录中也提到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也可能会让皇室面临更为危险的国家内部革命之处境,甚至最后日本只能因为这样而结束整场战争[22]。然而根据待在天皇身旁的侍从长藤田尚德其日记则指出当时天皇回答日本仍然在寻找“决战”的时机,并且提到除非日本再取得1次军事上的胜利、否则寻求和平的作法仍过于提早且草率[23]。之后宪兵部队在获知消息后,决定陆续逮捕吉田茂、岩渊辰雄与殖田俊吉等反对战争继续进行者。而在同一时间,日本相关部门也开始撰写有关盟军所要求“无条件投降、占领、裁军、消除军国主义、民主改革、惩罚战争罪犯以及撤除天皇地位”的应对政策[24]:39。其中盟军特别强调战后日本必须撤除武装、由盟军实施军事占领并且惩治日本战争罪犯,但更多日本高层无法接受同盟国要求撤除天皇地位这种“破坏国体”的作法[24]:39,68[4]:291。
1945年4月28日,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领袖墨索里尼被游击队俘获并枪决。2天后,已经攻入柏林的苏联红军逐渐逼近德国总理府,元首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意大利和德国部队在意大利北部向盟军投降。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部长凯特尔和参谋长约德尔在德国弗伦斯堡政府的总统邓尼茨的命令下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场的终结令大日本帝国成为同盟国最后仅存的敌对势力,盟友的投降令日本军方高层已相信这场战争已没法胜利。6月9日,天皇亲信之一的木户幸一侯爵撰写《控制危机局势的计划草案》,警告到了1945年年底日本将没有能力继续进行现代化的战争,甚至政府也有可能无法制止社会爆发动乱[4]:97。他也提到:“我们不能肯定将来不会重蹈德国的命运并且解决其他不利的情势,我们将无法实现我们最高的目标,甚至连维护皇室和国家政体都做不到。”[4]:97[25]木户建议天皇本人应该要主动采取行动,认为透过提供“非常慷慨的条件”来让日本早日结束战争状态。对此木户提出只要欧洲国家愿意保证其殖民地能够获得独立的话,日本将会放弃过去在战争期间所占领的领土,同时日本也同意在同盟国监督下解除绝大多数武装并且“只保留有最低限度的防守能力”。在天皇的授权下木户开始接触一些军事参议官会议成员并询问想法,其中东乡本人非常支持这个看法、铃木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则抱持谨慎的态度表达支持,不过实际上每个高层都想尝试推敲其他人对于之后的想法。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则对于木户的建议抱持极为矛盾的态度,并且坚持所有外交谈判必须等到决号作战中“美国蒙受庞大损失后”才能进行[4]:97-99。
但是6月21日时由于日军部队于冲绳岛战役中再度战败,使得天皇开始对日本是否能够达成军事胜利的想法失去信心,同时也了解到驻守在中国的关东军、日本海军以及负责保卫本土岛屿的陆军并无法有效阻挡盟军的攻势,以及国内正面临着石油与粮食短缺的问题[4]:100。在收到东久迩宫稔彦王的报告之后,昭和天皇得出结论表示:“不光仅仅是海防,保留从事本土决战的各师也没有足够数量的武器使用[4]:100[26]。”而根据天皇之后的讲话中也提到:
“ | 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制造铁锹的铁是从敌人投下的炸弹爆炸过后的碎片制成的。这再度证实我的认知,我们不再有能力继续打这场战争[4]:100[26]。 | ” |
——昭和天皇 |
7月9日时,西方同盟国部队也已经确认入侵日本本土之奥林匹克行动的细节,其中预计占领日本列岛其九州岛南部约三分之一左右的领土,在完全控制九州南部地区后便与冲绳岛作为随后入侵行动的集结地使用。
交涉
[编辑]日苏关系
[编辑]4月5日苏联正式宣布将不再续签诺门罕战役后于1941年时所签署长达5年的《日苏中立条约》[27][28][29]。不同于日本政府突然获知这项消息,西方同盟国则已经于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会议中获知苏联将会在东线战场结束后向日本宣战。虽然在法律上的观点来看,苏联宣布不再续约《日苏中立条约》后其仍然有长达1年的生效时间,也意味着苏联在1946年4月5日以前仍然必须抱持中立态度[27][28];但是苏联撤销条约签署的强烈语气仍然暗示苏联并未放弃展开作战,这也使得日本高层对于苏联的举动格外关注[30][31]。对此包括东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广田弘毅与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多次询问苏联政府相关问题,而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以及苏联驻日大使雅科夫·马利克则多次对日本政府保证说:“在这段期间条约的效力仍然没有结束[32][33]”。
1945年5月所召开的一系列军政高层会议上,军事参议官会议首次针对战争结束的方式进行讨论,但是对于同盟国所提出的条件并没有成员表示接受[4]:93@。由于任何公开支持日本投降的人士均可能遭到狂热派军官暗杀,这使得所有高层会议均暗中独立进行,而除了军事参议官会议成员、天皇和内大臣外并没有允许其他高阶军官参与讨论[4]:93。在会议当中,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认为包括罗斯福与丘吉尔等西方同盟国可能已经对苏联作出种种让步,并且希望苏联能够加入对日本的战争中[4]:95。对此会议中得出结论并授权东乡透过外交谈判的方式,让苏联继续依照《日苏中立条约》的内容继续保持中立的态度,甚至期望将美国视为下一个可能敌人的苏联政府愿意与日本结盟[4]:93-94。
然而为了维护日本政府所抱持的立场,东乡在《1944年革命纪念演说》中仍然称呼斯大林为“侵略者”,同时以大日本帝国陆军为首的日本军方人士也不断反对日本政府与苏联达成和平协议,例如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便以“日本还没有失去自己本土”为由反对透过外交手段来让战争结束,并且认为军方有能力针对尝试登陆九州的美军部队严重打击[34]。在6月6日召开的一系列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开始就“国体维护和领土防卫”进行讨论,在东乡表示反对、其他成员表达支持的情况下由军方工作人员印制题为《在今后的战争中应遵循行为的基本政策》的文件,内容则指出日本人民并不会向同盟国宣布投降而是选择继续战斗到灭亡[4]:96。但尽管将《在今后的战争中应遵循行为的基本政策》作为之后继续战争的指导原则已经计划于御前会议正式采纳,然而内大臣木户幸一、东乡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担忧这项举动会让战争无止尽的被延长,并且开始就透过苏联进行外交谈判的方式进行准备工作[35]。而铃木在同一次会议上也提交有关政府对于苏联外交态度的建议,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抱持着文件中所提到的看法:
“ | 苏联应当清楚地知道由于我们保持中立的缘故,早就因为战胜德国而欠了日本人情。而将来苏联帮助日本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变成他的优势之一,因为在未来美国将会变成他们最大的敌人。[36] | ” |
6月22日天皇召见军事参议官会议成员进行御前会议,首先便不寻常地表示:“我渴望一个能结束战争并且不受到现行政策阻碍的具体计划,我们应该迅速研究这一计划并为了贯彻落实而付出努力。”[4]:102而在这之前昭和天皇便同意木户幸一所提出透过苏联来让战争提早结束的想法,并在会议中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尽早与苏联领导阶层就停战一事进行谈判[37][38]。这使得在这次会议中政府高层同意另外透过外交手段来避免苏联提早违背《日苏中立条约》的内容并入侵满洲地区,并且希望苏联能够协助充当日本政府的代理来说服美国和英国等西方盟国与日本进行谈判,此外日本政府也希望能借此避免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条约谈判面临孤立情况。之后东乡与广田弘毅便多次与苏联大使雅科夫·马利克进行会议讨论,但是对于“战争结束提议”的具体内容却始终无法立即确定。但为了能引起苏联政府高层注意日本政府也提出许多条件来促使苏联与之合作,其中在最后一次与马利克会谈中甚至抛出满洲国中立化的议题提供参考[39],然而马利克则回应说会提报给苏联政府来作为重要参考依据[40]。
尝试交流
[编辑]6月30日,东乡告诉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试图与苏联建立“牢固和持久的友好关系”。佐藤决定先与苏联代表讨论有关满洲地位的处理问题,并且一一和任何“苏联提出的事情”进行交涉[4]:221[41]。然而苏联政府在推敲出日本政府的想法后,暗中决定一方面继续履行与同盟国所达成的协定,另一方面也借由拖延战术的方式来引导日本提出更多实质上的好处。7月11日时佐藤在会见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但是双方在会谈之中并没有任何结果。7月12日,东乡指示佐藤告诉苏联:
“ | 天皇陛下已经注意到一个事实,也就是目前的战争每天都带来更加庞大的罪恶并牺牲交战国人民之生存的权利。他发自内心渴望战争可以很快终止,但只要英国和美国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大日本帝国别无选择只能够动员所有的力量,来为祖国的荣誉和存在奋斗到底[4]:222-223[42][43]。 | ” |
另外天皇在7月7日的书信中询问东乡是否应该要派遣特使来与苏联进行交流,对此东乡建议邀请近卫文麿作为日本特使。7月12日时天皇正式任命近卫为特使,随后外务省向日本驻苏联大使馆指示说向苏联政府表示日本即将派遣特使来就停战一事进行讨论,然而最终近卫仍无法在波茨坦会议展开前率先抵达莫斯科进行谈判[40]。佐藤向东乡表示事实上针对日本“无条件投降或与之相等的条件”极有可能被提出,并且认为东乡要传递给莫洛托夫的讯息并不是十分明确,尤其是政府和军方始终对于结束战争的意见并没有具体建议,进而质疑东乡的倡议是否获得日本其他权力核心重要成员的支持[4]:248-250[44][45]。对此7月17日东乡回复说:
“ | 虽然权力核心以及政府仍相信我们的战争实力还可以对敌人提供相当大的打击,但我们不能对此感到绝对的放心……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并不寻求苏联根据无条件投降这类的条款来进行调解工作[4]:227[46]。 | ” |
——东乡茂德 |
而在回复中东乡亦澄清道:“不用说我眼前的讯息并没有无条件投降或者与之相当条款的提出,我所能想到不同意的问题便是在于如何维护皇室[4]:229[47]。”7月21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言时东乡则重复表示:
“ | 关于无条件投降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同意。……这是我们正在寻求和平所要避免的情况……而这要透过苏联来斡旋。……同时从国内外各种因素和角度来看,立即宣布一个具体且能接受的条款亦不利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做[4]:230[48][49]。 | ” |
——东乡茂德 |
然而美国的破译员在很早之前便已经破解大部分的日本密码,这其中也包括日本外务事务科高层为外交信函所使用的紫色编码。因此在东京和日本各驻外大使馆之间消息往来的同时,盟军也间接获知日本高层想与相关收件人所要传达的资讯[50]。另一方面尽管包括瑞士、瑞典和梵蒂冈等中立国家皆表示愿意为提早落实和平来作出努力,但军事参议官会议成员认为这些中立国本身地位并不足以向盟军提出修改过的投降条款,或者是成为代表日本政府其接受或者拒绝条件的有效管道[4]:94。而尽管瑞士曾安排战略情报局艾伦·杜勒斯分别与驻当地陆军中将冈本清福、海军中佐藤村义郎和外交官加濑俊一独自进行谈判[51][52],而驻瑞典军官小野寺信则曾透过纳粹德国于当地党卫队保安服务处的负责人瓦尔特·施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与贝尔纳多特王朝成员独自讨论[53]。但是由于东乡决定将所有谈判重心完全放置于苏联政府上,在不信任其他愿意协助日本与同盟国谈判之国家的情况下使得这些讨论都无法继续进行[54]。
苏联想法
[编辑]早在1943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便同意在击败纳粹德国后便会参加对于日本的作战行动。而于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则表示愿意作出种种让步,以确保苏联能够实现在德国投降后3个月内、另外向日本宣战的承诺,这使得苏联政府对于日本的提案并没有想过其必要性。就远东政策来说,苏联更加重视其国土自身的安全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未来是否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出太平洋[55]。苏联首要目标计划从太平洋沿岸全年无冰区的海参崴等地分别从空中和海上封锁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期望能够借由获取当地领土从而确保能够自由进出拉彼鲁兹海峡[56][57]。苏联的次要目标则是占领租赁使用的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区等地[58]。
为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方面继续与日本进行谈判讨论,让日本片面地希望苏联能够进而协助战争往和平发展[59]。同时在与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往来中苏联则坚持要严格遵守《开罗宣言》,并且重新肯定雅尔塔会议中盟军根本上不接受与日本单独或有条件和平投降的承诺,这也意味着日本必须向所有同盟国宣布愿意无条件投降。而为了能够延长战争继续进行,苏联多次反对同盟国尝试取消这项要求的想法[59]。这使得苏联能获取更多时间将部队从西线转移到太平洋战场上,并且准备向满洲国、内蒙古、朝鲜、库页岛、千岛群岛等地发起进攻,甚至期望能进一步从留萌市开始占领北海道当地[60][4]:279。而虽然在5月和6月期间,驻葡萄牙和瑞士的军官便向日本警告说苏联正在准备对日本作战的情报[61];同时如浅井勇中佐等海外武官助理也赶紧返回日本,向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报告苏联开始透过西伯利亚铁路将部队运往远东地区。然而由于军方与外务省彼此之间并没有分享情报的惯例,这使得外务省在谈判时并没有将这些报告结果列为考虑因素之一[62]。
声明
[编辑]曼哈顿计划
[编辑]1939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德交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信件,内容警告德国可能已经在研究并尝试开发出核武器,因此要求美国必须尽快资助相关研究并且发展核武器。罗斯福同意这项要求并且发起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曼哈顿计划,由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中将负责研究计划的管理、由罗伯特·奥本海默负责提供相关技术的研究方向。最后在1945年7月16日时,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在三位一体核试成功爆炸。
当曼哈顿计划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军方高层也开始考虑如何使用原子弹,为此格罗夫斯成立目标选定委员会并先后在1945年4月和5月间制定出炸弹的目标清单。为了能够针对原子弹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准确的评估,这些被规划为可能的轰炸城镇被要求过去不曾遭到美军战略轰炸[63]。最后委员会选出18个日本城市作为原子弹的轰炸目标,其中依照顺序由上到下分别有京都市、广岛市、横滨市、小仓市和新潟市等地[4]:254[64]。但是由于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过去渡蜜月时曾拜访京都当地,并且知道此地对于日本文化和历史上的意义,在其强烈坚持下京都从轰炸名单中遭到去除[65]。
5月后继任成为美国总统的哈瑞·S·杜鲁门批准组建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其任务便是作为一个咨询小组向杜鲁门报告有关原子弹的最新情况[64]。临时委员会成员包括有乔治·L·哈里森(George L. Harrison)、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卡尔·泰勒·康普顿、威廉·克莱顿和拉尔夫·奥斯汀·巴德(Ralph Austin Bard),另外还包括有奥本海默、恩里科·费米、欧内斯特·劳伦斯和阿瑟·康普顿等科学家担任顾问一职。在6月1日的报告中临时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应该在没有事前警告或者演习的情况下,尽快使用原子弹攻击被许多工厂工人居所包围的兵工厂[66]。然而临时委员会其主要的任务并不包括规划原子弹的使用,而是将重点放在原子弹轰炸后应该如何处理其后续效应[4]:256。随着许多科学家在参与该计划并且提出自身看法后,临时委员会根据弗兰克报告书(Franck Report)的内容重新审视炸弹的使用问题。在6月21日的会议上,临时委员会重申除了使用原子弹结束战争外,美国并没有其它方案能够选择[4]:260。
波茨坦会议
[编辑]1945年7月16日至8月2日期间,同盟国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召开波茨坦会议,与会者及各国代表分别有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期间由于政党轮替改为艾德礼)和美国总统哈瑞·S·杜鲁门。虽然波茨坦会议主要是商讨战争结束后欧洲事务的处理事宜,但同盟国也在会议上讨论针对日本战争问题这一部分。在会议进行前杜鲁门便已经获悉原子弹于三位一体核试验中获得成功,并且将武器的开发讯息与英国代表团讨论这项讯息。然而原子弹测试的成功也让美国代表团重新考虑苏联参与对日本作战的必要性,并且就德黑兰会议与雅尔塔会议中所给予的承诺是否明智引发讨论[67]。最后美国代表团认为首要考虑的事情是如何缩短战争并减少美军伤亡,而这与苏联可能干涉地区的发展应该被归类为2件事情看待。但美国代表也担心苏联可能会推翻雅尔塔会议中的协定而加以占领他处领土,而之后可能付出的伤亡代价便可能难以估计,并且担忧苏联可能会要求如同德国战后处理一般在日本划分势力范围[68]。而在波茨坦会议中苏联代表团也提到近卫尝试展开谈判的事情,对此英国与美国代表仍要求苏联必须遵守对日本宣战的协议,而苏联代表则表示会将日本所提的条件搁置并且继续执行同盟国的协定。不过杜鲁门在会议中也始终不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透露美国已经获得高杀伤力新武器的消息或者暗示,然而美国此时并不知道苏联情报部门早在曼哈顿计划初期阶段便已经渗透到其中。但虽然斯大林很早就知道原子弹的存在,但是对于其研发与使用的可能性并没有留下太深印象[69]。
波茨坦公告
[编辑]波茨坦会议中决定另外发布同样名称《波茨坦公告》,在声明中再度确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并且重新厘清日本天皇和裕仁本身的地位问题。对此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彼此抱持着不同意见,其中美国希望废除天皇的地位并且坚持将其列为战犯看待,而英国则认为同盟国应该要保留日本天皇的传统并且由裕仁继续担任。《波茨坦公告》的声明草案一直不断遭到多方讨论修改,最后才有同盟国个重要国家都能够接受的版本[70]。
7月26日,美国哈瑞·S·杜鲁门、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和中国蒋中正依照1943年《开罗宣言》的内容为基础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宣布日本必须接受最后通牒的内容来向同盟国投降,并且警告说:“我们不会偏离这些条款,这之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将刻不容缓执行条款的内容。”其中与日本投降后相关的声明规定包括有:
- 欺骗和错误领导日本人民踏上征服世界道路的权威机关和影响力人物将会被永久剔除,同时也不容许军国主义的存在。
- 日本统辖的的领土必须由同盟国指定,并且在战争结束后改由同盟国进行管辖。
- 依照早先《开罗宣言》中声明意旨将使朝鲜独立以及台湾归还中华民国,以及日本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皆被剥夺。
- 《波茨坦公告》限制日本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其他由同盟国所决定的小岛屿。
- 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
- 由严格的司法机构来找出所有战犯并且以法律途径进行审判,这也包括那些残酷对待同盟国战俘者。
另一方面在声明中也提到:
- 同盟国并不会将日本视为应该被奴役的民族或者是应该被消灭的国家,反之日本政府应该要撤除所有阻碍日本人民强化并恢复自身民主意愿的障碍,同时对于言论、宗教、思想等自由与其他基本人权议题应该要给予重视。
- 日本允许保留其工业技术来以维持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且得以借由实际的货物来当作战争的赔偿,但是对于能够制造强化自身武器装备的工业则应该严格管理。另一方面,日本也应该能够被允许加入国际性的贸易市场中。
- 当《波茨坦公告》中的目标已经陆续实现,而且日本人民也根据自己意愿成立一个倾向和平且责任的政府后,同盟国派遣的占领部队应该立即从日本本土撤出。
而除了在《波茨坦公告》后半段提出战争结束后处理日本的方式,在声明的最后一条条款中才提到“无条件投降”的框架:
- 我们呼吁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日军所有武装力量愿意无条件投降,并在下达这项决定后以行动的方式表达诚意并提供适当的各种保证。而如果拒绝这项要求的话,日本所选择的便是迅速且彻底毁灭。
在《波茨坦公告》中特别在声明内没有提及到任何有关“日本天皇”的条文,然而这也意味着同盟国可能将天皇本身列为“错误领导日本人民”的角色,甚至是将其视为战争罪犯来看待。另外关于“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这一部分,也让日本政府认为同盟国暗指将会撤换当前政府成员与取消日本天皇的地位。另外在最后一项声明所提到“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内容中,则被认为可能是为了要含蓄地警告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71]。
日本反应
[编辑]7月27日时,日本政府一方面仍希望苏联协助日本与同盟国展开调解工作,另一方面也开始考虑如何回应《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军事参议官会议中的4名军方成员表示应该要直接拒绝声明的内容,但东乡说服内阁与议会成员在外务省确认苏联看法前不要立即公开否定声明的内容,但是苏联却对于日本询问的回应则仍然是“暂时没有评论”。日本驻瑞士大使加濑俊一在电报中指称日本认为无条件投降只适用于大日本帝国军队本身,而不应该是套用在日本政府或者人民身上。他表示日本应该要仔细理解《波茨坦公告》中各国政府签字部分所出现“大量思想立场”的细腻辞句,并且也提到“他们似乎已经尽全力在各个问题上给我们面子[72]。”第二天日本报纸则报导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内容,然而与宣言相关的条文内容已经透过盟军广播和空投单张的方式散布到日本各地。为了试图控制公众对于《波茨坦公告》的看法,铃木在会见记者时表示:
“ | 我认为这份联合宣言是在开罗会议中提出的宣言翻版,对于所有政府机关来说它并不附带有任何重要的价值。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沉默中杀死它,我们不会多做任何事,但也敦促各位奋战到底将会为战争带来胜利[4]:234。 | ” |
——铃木贯太郎 |
其中在日语中所使用的“默杀”一词就其字面上的含意是指“沉默的杀死”,然而日本政府在回应《波茨坦公告》使用这一不准确的词语,除了让字句的翻译范围可以从“忽略”到“蔑视处理”都能够通用,实际上也表达日本政府对于自身回应所特意留下的解释处[4]:234。不过铃木最后一句声明则被日本国内和海外媒体错误认为是对于《波茨坦公告》内容表达拒绝的态度,稍后日本政府也没有透过其他公开声明或者经由外交管道来改变大众观点、或者对于这项说法进行解释,最后这两者加起来使得同盟国集团认为日本已经彻底否定《波茨坦公告》的要求。
7月30日,驻苏联大使佐藤在报告中写到斯大林很可能就日本问题这一部分,已经与其他西方同盟国(Western Allies)达成协议。他并说到:“如果我们要防止苏联参与战争的话,除了立即无条件投降外别无选择。”[4]:236[73]”8月2日,东乡则写信给佐藤表示:“这应该不会很难理解……我们要在敌人登陆日本本土前结束这场战争所拥有的时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国内也很难马上确定具体的和平条件[4]:236。[74]”
核武袭击
[编辑]广岛轰炸
[编辑]美国政府原本希望在存备更多原子弹后才开始对日本城镇进行轰炸,然而苏联迟迟不向日本宣战逼使得哈瑞·S·杜鲁门只能够提前使用原子弹投入作战。8月2日时,杜鲁门与美国军方高层决定取消由同盟国自己修改投降条件、入侵日本九州的军事行动或者是等待苏联向日军宣战等替代方案,且撤回原本对核武器的测试计划而直接投入攻击日本[75]。8月6日早上,由保罗·蒂贝茨上校驾驶的艾诺拉·盖号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在本州西南部城市广岛市上空投下小男孩原子弹。整整一天大量且混乱的报告随即被送到东京都,内容则多提及广岛成为美军的空袭目标并且在“瞬间闪光和强力爆炸”下夷为平地。当天晚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广播中宣布美国首次使用原子弹投入作战,并且承诺:
“ | 现在,我们准备以更快的速度彻底地抹掉日本任何城市在地面上的每一个生产企业。我们将摧毁他们的码头、工厂和通讯设施。这里不要有什么误解:我们要彻底摧毁的是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而不是消灭日本民族……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等待他们的将是从天而降的毁灭之雨,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那种毁灭之雨……[76] | ” |
——哈瑞·S·杜鲁门 |
由于过去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有各自独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因此日本早已经知道原子弹的制备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程。这也使得日本高级官员对于核武器的理论与应用可能性并没有多大争议,但是根据先前收集的资料使得他们最初并不相信美国已经解决种种制造问题而拥有原子弹。8月7日日本官方调查人员首次对外发表报告表示广岛遭新型炸弹击中,随后8月8日时则由有未精三中将带领调查小组前往广岛了解实况,同时也证实广岛并非遭到镁弹或者液态氧弹等不同的武器所攻击而造成大爆炸[4]:270-271。对此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上将则认为即使美国已经生产出1枚,应该也不可能有更多资源来制造第二枚原子弹[4]:270-271。然而美国的战略家则预期到如丰田等人对于广岛轰炸的反应,计划在短时间内接继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进行轰炸,来让日本政府相信美国有大量的原子弹供应能够使用[64][4]:283-284。
长崎轰炸
[编辑]在广岛遭到严重破坏2天后东京已经收到许多详细报告,但同一时间日本政府也召开举行会议重新审视国际局势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事前便得知美军拥有原子弹的消息,使得斯大林决定继续按照原定计划来准备对日本的作战。8月8日晚间10时苏联突然向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提交宣战书,2个小时后苏联红军随即发动攻势八月风暴行动攻入朝鲜、满洲与其他中国东北地区,此外也针对千岛群岛发起登陆行动[77]。然而为了报复过去旅顺会战日军偷袭的行为,苏联故意不向佐藤提供电报设施来通知苏联的宣战宣言,甚至还切断大使馆与东京的电话线路。一直到8月9日凌晨4时,日本政府才从莫斯科的电台广播中得知苏联已经废止《日苏中立条约》并且向日本宣战的消息[78][79]。
美国投下原子弹轰炸广岛以及苏联入侵满洲的“双重冲击”对总理铃木和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两人一致同意日本政府必须立即结束这场战争[80]。但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高阶将领则忽视相关情报内容并且严重低估苏联部队所发起的攻击规模,在主张展开决战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支持下,陆军决定准备于日本实施戒严并且停止任何争取和平的尝试作为[4]:288-289。对此昭和天皇命令木户幸一迅速控制社会局势,并且提到:“苏联已经宣战,今天开始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81]”。
上午10时30分日本政府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其中在这之前与天皇讨问过后的铃木表示日本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东乡茂德则说日本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文内容,但是同盟国必需保证天皇的地位。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则表示必须尽早提出相关的内容请求,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获得更好的待遇筹码。上午11时后不久,会议中随即传来消息指出九州西海岸的长崎市也已经遭遇美军博克斯卡投掷第二颗原子弹胖子。等到会议结束时,军事参议官会议大致分裂为3人对3人的场面。铃木、东乡以及米内赞成东乡所提出以《波茨坦公告》为基础,另外向同盟国提出1个附加条件的作法;而阿南、梅津美治郎和丰田海军大将则坚持同盟国必须进一步修改《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并且要求由日本自行解除武装、自行就战争罪行来进行惩处,而同盟国部队也必须承诺不会占领日本本土[4]:290-291。
回应
[编辑]投降讨论
[编辑]8月9日下午2时30分,所有内阁成员与大本营开始就投降事宜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由于军事参议官会议本身态度上也出现分歧,这使得无论是东乡还是阿南的作法也始终无法吸引多数人的支持[24]:207-208。其中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对其他内阁部长表示先前在酷刑的审讯之下,美军P-51飞行员马库斯·明德(Marcus McDilda)便曾告诉他美国拥有100枚原子弹,而“在未来数天内”东京和京都都将会被轰炸。然而实际上飞行员明德自己对于曼哈顿计划一无所知,为了免除酷刑他便以谎言简单地告诉审讯员他们可能希望听到的资讯,这也让他被列为高度优先的囚犯而暂时免除斩首的刑责[82]。而实际上美国有可能不得在8月19日准备动用第三枚原子弹,并于1945年9月准备投下第四枚原子弹[24]:298。其中第三枚炸弹则极有可能被选择拿来攻击东京,其中在日本之后宣布投降几个小时前杜鲁门与爱德华八世和约翰·贝尔福(John Balfour)进行讨论,杜鲁门便曾表示“十分可惜,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下令将原子弹投往东京。”[4]:327
内阁会议于下午5时30分宣布休会,但是对于投降的方法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第二次会议时间则从下午6时持续至10时结束,但是各方成员仍然是没有达成共识。在第二次会议之后铃木和东乡会见天皇,铃木提出临时召开御前会议的办法,将时间订在8月9日至8月10日午夜召开[24]:209。铃木在御前会议中提到阿南建议数个条件,并且希望能够透过御前会议协商过后能够整理出一致的看法。这次会议中许多御前会议成员陆续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便提到日本不但可能无法保卫自己本身,同时还提到如粮食短缺等国内问题。然而在经过讨论后御前会议仍然迟迟没有达成共识,最后在8月10日凌晨2时铃木主动要求裕仁天皇由他来决定之后的作法。虽然当时有关的对话并没有以文字记载,但从参与者回忆中天皇发表声明表示:
“ | 朕已经认真考虑此时国内外的情况,所得出的结论认为继续战争只是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和全世界流血的延绵和残酷,朕不忍心无辜的人必须再受苦更久的时间了。……那些主张继续展开敌对行动的人告诉朕,在6月底前新成立的师团将被配置在(东京以东)的要塞阵地,准备迎战试图登陆的侵略者们。但现在是8月了,许多防御工事仍还没有完成。……有些人说,民族生存的关键在于本土的决战。但过去的经验表明,计划和实际效果之间一直抱持着差异,朕不认为差距到九十九的事件可以获得改善。也由于这只是事件的外表样貌罢了,吾人如何能击退侵略者呢?……不言而喻,朕无法接受看着勇敢和忠诚于日本的战斗人员被迫解除武装,同样朕无法忍受为朕忠实服务的人们因为煽动战争的罪名而受到惩罚。然而,时间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朕强吞下眼泪,根据外务大臣的概述基础上宣布接受同盟国的建议[4]:295。 | ” |
——昭和天皇 |
而按照陆军中将池田纯久和海军中将保科善四郎的回忆则提到,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稍后便转向天皇询问说:“陛下,您还要为这次失败承担责任。你这样如何对在皇居内英勇精神的帝国创始人以及其他皇室祖先作道歉?[83]”当御前会议宣布结束后,铃木要求所有内阁成员接受天皇所表达的意愿。从8月10日清晨起,外务省开始透过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和瑞士外交官麦斯·佳时宁(Max Grässli)来向同盟国发出电报,表示日本政府将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所提到的部分内容。但是在声明中也表示不会接受任何针对日本天皇之特权有所“偏见”的和平条约内容。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政府仍坚持自身的政体不能有所改变,且希望日本天皇在自身社会中仍然保有着崇高地位[84]。
盟军获知
[编辑]同盟国方面的回应是由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撰写,并且陆续得到英国、中国以及苏联政府的批准。不过由于苏联为了能够顺利占领更多原本遭到日军占领的中国与朝鲜领土,只表示勉强同意回应的内容,但不愿接受更多对美国等同盟国有利的条件方案。8月12日,盟军透过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回应表示同意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行为。而同盟国针对天皇地位归属问题,在回应公告中提到:
“ | 从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而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并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4]:302[85]。 | ” |
最初杜鲁门总统下令除非日本官方正式宣布投降,否则包括B-29轰炸机的战略轰炸在内之军事行动仍必须持续进行。然而新闻记者错误地解释卡尔·安德鲁·斯帕茨评论停火声明稿的内容,并将原本预计在8月11日执行任务、因为天气因素停飞中的B-29轰炸机视为停火命令生效的证据。之后为了避免日本误以为盟军是由于放弃和平谈判所以才继续展开轰炸,杜鲁门下令停止进一步的轰炸行动[4]:303。不过虽然停火命令正式生效,但斯帕茨仍决定依照欧洲战略轰炸调查(Strategic bombing survey)的资料内容调整美军战略轰炸的策略,不再向日本城市投掷燃烧弹而转往集中消灭日本的石油、运输等基础设施[4]:303-307。
另一方面日本内阁在审视盟军的回应后,铃木认为他们必须加以拒绝同盟国所发表的回应,并且坚持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仍能够保有其君主制度这议题提供明确的承诺,这也让阿南重新坚持同盟国不能够占领日本的看法。然而东乡则向铃木表示日本不太可能能够获得更好的投降条件,而木户则传达昭和天皇就日本投降的看法提供给内阁成员参考。之后在天皇的讨论场合上,米内表示他担心日本内部的混乱会更加剧烈,并且提到:
“ | 我认为这些条款是不恰当的,但是原子弹和苏联参与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的礼物。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说日本是因为国内的情况而被迫退出战争[4]:310。 | ” |
——米内光政 |
同一天,裕仁则通知其他皇室成员宣布他决定向同盟国投降。之后他的舅舅朝香宫鸠彦王则询问说如果国体将不能保留的话,是否意味着战争将会继续进行,对此天皇只表示:“当然。[86][87]”
最后阶段
[编辑]8月13日,军事参议官会议和内阁成员花了一整天讨论如何答复同盟国的回应内容,但是讨论随即又再度陷入僵局。但与此同时,盟军在等待日本作出回应的过程中也开始怀疑日本政府的想法,原因在于虽然日本已经在其发布的明文中答应愿意无条件接受投降要求,但是实际上所传送给各机关的代码中则没有提到与无条件投降相关的内容,这让同盟国认为日本仍期望在有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才会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4]:313。而盟军透过超越(Ultra)所拦截的情报中也发现日本部队通讯与和军事运输的次数不断增加,这使得同盟国判断日本可能正在准备展开大规模的“万岁冲锋”[4]:313。
对此杜鲁门总统下令恢复对针对日本实施的攻击计划,并且希望透过最大限度的袭击行动“来让日本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知道不要尝试拖延接受我们的和平协议。”[4]:313[88]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开始炮击日本海岸,同时在8月14日发动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轰炸行动中。其中盟军在白天派遣超过400多架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实施轰炸任务,而在当天晚上也投入超过300架轰炸机继续进行轰炸[89]。整个计划共出动1,014架轰炸机而没有损失任何一架,并且造8个日本城镇建筑严重受损[90]。美军也与此时展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行时间最长的轰炸任务,派遣315架B-29轰炸机飞行3,800英里的距离来轰炸日本石油株式会社位于本州最北端秋田市的八桥油田[91]。其中八桥油田是当时日本本土最后仍然有持续运作的炼油场所,并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日本提供将近67%的石油制造[9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对于日本许多城镇的战略轰炸行动普遍被认为有正当理由,然而实际上在8月14日白天美军实施轰炸时日本政府仍然就投降事宜进行规划,但是在晚间收到无线电通知表示日本愿意接受投降后,卡尔·斯帕茨并没有明确命令夜间轰炸机机群停止继续实施攻击[93]。
另外在美国心理作战专家的建议下,盟军于8月13日时派遣B-29轰炸机于日本各地上空散发传单,内容则描述日本所提出的投降要求以及同盟国的回应[4]:313。这些传单成功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内容有着深远的影响,8月14日时铃木、木户和天皇了解到必须尽早接受美国的条件宣布投降,否则可能会演变成遭到同盟国部队的歼灭、甚至是以自身爆发军事政变的形式来终结战争[4]:314。天皇随即会见数名最高阶陆军和海军军官进行讨论,虽然仍然包括杉山元在内的军官仍然坚持日本应该要继续战斗,但是负责领导保卫日本南部地区第二总军的陆军指挥官畑俊六元帅则公开表示没有信心能击退盟军的入侵攻势,并且对于天皇的决定并没有异议,之后天皇要求他与其他军事领导人合作以结束战争[4]:314。同一天内阁和其他议员所召开的会议上阿南、丰田以及梅津再次提议应该要继续战斗,之后天皇公开表示:
“ | 我在细心聆听每一个反对论点后认为日本应该要接受同盟国的答复,因为以同盟国的立场来看并没有需要进一步澄清或者修改我们提出的议题,但我自己的想法始终并没有任何改变。……为了能让人们知道我所下达的决定,我请你们立即准备诏书来让我可以直接向全国广播。最后我呼吁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鞠躬尽瘁,使我们能够努力面对今后可能遭遇的更加艰辛之日子[4]:315。 | ” |
——昭和天皇 |
内阁成员随即在会议中表示一致遵从天皇的想法,同时也决定销毁大量部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以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责任事项之相关档案[94]。会议结束后外务省立即向日本驻瑞士和驻瑞典大使馆发布日本政府愿意接受盟军投降条件的命令,这些消息随即透过瑞士和瑞典这两个中立国知会给其他同盟国知道,并在8月14日凌晨2时49分被送往华盛顿[4]:315。而在当天晚上7时有关《终战诏书》的声明内容定稿,并转交由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重新撰写并提交给其他内阁成员签名。大约晚上11时,天皇在一名日本放送协会录音人员的协助下,将自己所阅读的《终战诏书》内容经由黑胶唱片的方式进行录音封存[24]:244。随后录音的纪录内容则交由侍从长德川义宽保管,德川义宽则先把录音档案收藏在香淳皇后其秘书办公室的置物柜中[95]。
军事政变
[编辑]1945年8月12日晚上,陆军少校畑中健二与同在军事课工作的宫石秀丸上校、井田正孝中校、竹下正彦中校(阿南的妹夫)和稻叶正夫中校向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表示希望支持陆军部队发起政变来组织新的内阁[4]:316,并要求尽可能避免日本接受表《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内容[4]:318。但阿南拒绝表示是否会帮助青年军官发起军事政变,这让期望能够获得强力支援的政变成员只能够独自继续规划政变的相关内容[4]:318。8月13日和8月14日上午畑中花了不少时间聚集同样理念的人士,并且向陆军省的上级干部寻求更多支持以完善政变计划的内容,但仍只成功吸引少部分高级军官与部队成员愿意支持政变计划[96]。
在8月13日至8月14日晚上决定是否投降的会议结束过后,包括阿南在内的高级军官另外聚集在旁边的房间商讨借由政变的方式来避免日本接受投降的可能性,其中一部分支持本土决战想法的军官甚至以“神州不灭”为由认为必须立刻发起政变。河边虎四郎中将则建议所有的高级官员依照“军队到最后仍按照帝国的决定进行”的想法,共同签署协议来表示坚持执行天皇所下达的投降命令。之后包括阿南、杉山元、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河边虎四郎、河边正三和若松唯一等在场出席的所有高级军官都签属这项协议,这项书面协议也意味着除非作为陆军领导者的阿南宣布发起军事政变的特殊情况外,否则所有高级军官都应该反对自己底下的部队试图在东京发起政变行动[4]:317。
其中为了应对畑中可能发起的军事政变,驻扎于皇居警备周围的近卫师团的兵力增加1倍来提供额外的保护。然而畑中与椎崎二郎中校共同说服近卫第1师团步兵第2联队司令芳贺丰次郎上校同意他们的行动,并且欺骗后者表示包括阿南、梅津、东部军指挥官和各近卫师团都决定参与这项计划。畑中还前往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壹的办公室试图说服他也加入军事政变,但田中拒绝这项提议并且下令畑中立即返回军营内[95]。8月14日晚上9时30分左右畑中决定实施政变计划,本来畑中希望在占领皇居后便能够宣告军事政变展开,之后其余的部队将会受到鼓动而起来反对投降。在愿意共同合作的部队陆续布署到指定位置之后,畑中和他的同谋决定在凌晨2时首先由近卫师团接管皇居事务。而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南则决定当天早晨切腹自杀,并且留下消息表示:“以一死来谢大罪。”[4]:319但历史学家对于其自杀的理由是由于引导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落败,或者是因为参与军事政变一事等理由仍然并不清楚[97]。
凌晨1时后不久,畑中和其所领导的士兵便已经包围皇居周遭。畑中、椎崎中校和上原繁太郎队长随机前往森赳中将的办公室,并且要求正在与其妹夫白石通教讨论的他一同参与军事政变的行动。但是森赳随即表示拒绝合作协助政变进行,为了避免作为近卫第1师团师团长的森赳命令停止政变行动,畑中与上原两人随即杀死森赳与白石[98]。之后畑中便直接取用作为师团长的森赳公文印章,来授权近卫师团执行先前与其他政变领导者所拟定伪造的命令《近卫师团第584号战略命令》,并以“保护天皇”为名义大幅增加占领皇居和宫内厅部队的兵力[99],而原本皇居警界的警备部队则被迫解除武装并且将所有出入口封锁起来[24]:244。当天晚上,以畑中为首的政变部队俘虏并拘留了18人,其中包括宫内厅的工作人员以及日本放送协会派往为投降演讲录音的工作人员[24]:244。
政变部队在畑中领导下开始寻找宫内大臣石渡庄太郎、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以及所保管的录音内容,但由于面对盟军炸弹轰炸实施的停电(Blackout)作法、皇居古老的房间布局以及成员本身并不熟悉环境,使得搜查数个小时后始终没有获得任何成果[100][101]。此外虽然政变部队成功找到负责保管《终战诏书》的侍从长德川,而畑中也威胁用他的日本刀将其剖腹,但德川则撒谎告诉政变成员说他并不知道录音唱片或者其他2名男子的下落。在搜索期间政变部队也切断大部分的的电话线线路,借此断绝皇居内部被困的人员与外面世界之间的通讯[102][103]。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组以佐佐木武雄(佐々木武雄)上尉为首的政变部队则前往位于横滨的总理办公室,在这之前迫水久常则在暗杀部队抵达前数分钟逃离铃木,之后政变部队在发现办公室并无人员后扫射办公室的机器并且放火焚烧。之后部队随即前往平沼骐一郎的庄园尝试暗杀本人,但平沼则经由侧门成功逃脱出去后使得政变部队只好烧毁他的房屋泄愤。这次事件也导致铃木在之后8月的其余时间都要求随时有警方保护自身安全,同时每天晚上也不断变换居所休息[102][104]。
大约凌晨3时,畑中从井田正孝中校得知东部军即将前往皇居以阻止军事政变,并且建议应该要放弃政变展开[105][24]:247。之后畑中试图恳求东部军参谋长高岛辰彦允许政变部队在日本放送协会电台上播放至少10分钟,期望能够借此来向日本人民解释军事政变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缘由,但是这项提议仍然被高岛辰彦所拒绝。近卫第一师团步兵第二联队司令芳贺丰上校在发现绝大多数部队实际上并没有支持军事政变后,他下令畑中立刻离开皇居[106]。然而一直到凌晨5时以后政变部队才结束针对重要人物与《终战诏书》的搜索作业,而畑中少校则组队前往日本放送协会的工作室并以武力威胁工作人员提供广播时间来让他解释整起政变行动[107]。在数个多小时后,畑中才接到东部军的电话并且放弃军事政变的计划,在召集所有参与计划的军官后便从日本放送协会的工作室离去[108]。
黎明时分,田中在得知皇居已被政变部队占领后立即前往皇居和其他参与的成员会面。随即训斥参与军事政变的行为违反日本军队自身的精神,并且说服部队返回军营重新安顿[102][109]。早上8时整起军事政变已经完全结束,虽然政变部队在当天晚上绝大部分时间成功控制皇居,但是最终仍然没有找到《终战诏书》的录音唱片[110]。之后畑中和椎崎中校则是在街头投掷传单解释军事政变的动机和行动内容,到了8月15日早上大约11时畑中少校则以自己的手枪自杀,而椎崎在以匕首刺伤自己后也随即举枪自尽。而畑中在他的口袋中则收藏有自己写的绝命诗:“圣世乌云散,我心无所悔。[104]”
投降
[编辑]终战诏书
[编辑]日本标准时间8月15日中午12点,昭和天皇透过录音发表《终战诏书》,这也是日本天皇首次直接向日本民众讲话[111]。其中内容提到:
“ | ……今征伐已历四载,虽我将兵骁勇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奉公体国,然时局每况愈下,失势之征已现。及今,夷军弹石之残虐,频杀无辜,惨害生灵,实难逆料。如若征伐相续,则我生民不存于世,被发左衽之期重现;如此,则朕何以保全亿兆赤子、何面目复见列祖列宗乎?此朕所以敕令廷臣接受联军之诰者也。……故日后国朝所受之苦非常,臣民衷情之表胜往;虽时运之所趋,然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开太平于万世。 | ” |
——昭和天皇 |
由于昭和天皇实际录音时只能以低品质纪录,再加上天皇于诏书中使用汉文训读体,这使得其所发表的终止战争的诏书内容很难让大部分民众直接理解。但在得知战争结束且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最后通告内容后,日本社会对于天皇宣布投降一事则抱持有不同的反应。一些民众希望能如同广播所提到的尽自己所能继续生存下去,但是有一些陆军和海军军官则选择举枪自杀,另外也有许多民众前往座落于东京的皇居哀悼。另外长崎北部的日军基地中,则有一些陆军军官为了迁怒将原本被俘虏于军事监狱的16名美军飞行员聚集,之后以武士刀逐一将其刺死。此外小园安名大佐也在《终战诏书》发表后选择占领厚木海军飞行场,甚至进而促使部队针对岛根县的基础设施展开袭击,这些种种的反抗案例使得在日本正式签署《降伏文书》前社会仍处于极为紧张的形势。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世界其他地方则较早传开。中美英苏四国约定于重庆夏季时间1945年8月15日早上7时(伦敦时间早上0时),从四国首都华府、伦敦、莫斯科、重庆(国民政府行在),用英语、俄语、华语同时宣布日本投降,即“四国公告”。[112][113]
日本投降同日下午,铃木贯太郎内阁总辞。8月17日,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王出任日本首相,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防止再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政变或者暗杀行动[114]。而日本政府内部除了铃木被撤首相一职外,另外重光葵也取代东乡茂德接任成为外务大臣。但在宣布投降的同时,实际上日本军队仍然持续与苏联军方以及中国军队进行作战,这也让要求海外日军立即停火并且投降之办法极为困难;甚至在8月18日时,日军的战斗机仍然与美军飞往日本上空侦查的轰炸机交火[115]。另一方面尽管日本于8月14日便向同盟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内容,一直到9月初为止苏联武装力量仍然持续与驻守在蒙古、满洲、千岛群岛与库页岛的日本军方爆发军事冲突。在双方冲突中除了导致许多日本战俘在日本内阁表示愿意投降后仍被送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动改造,同时也造成今日双方仍然有领土纷争的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
投降之后
[编辑]在确认战争已经终结的消息后,同盟国的平民和军人对此都感到极为高兴,许多盟国国家在8月14日和8月15日期间开始于各地举办许多庆祝对日战争胜利的活动。其中阿尔弗雷德·艾森士塔特便拍摄著名的照片《二战对日胜利纪念日的热吻》(V-J Day in Times Square),内容为一名美国水兵在时代广场当众亲吻另一名女子[116];另外同样在澳大利亚庆祝战争结束的同时,当地记者同样拍摄人们欢乐庆祝的照片《跳舞的人》(Dancing Man)[117]。但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与美国的谈判中透露自己希望能够占领北海道当地[24]:271。但不同于美国同意苏联占领东德和北朝鲜并且掌握当地的发展,这项占领日本内陆的计划遭到美国总统哈瑞·S·杜鲁门的反对[24]:271。1945年8月14日,朱德、彭德怀电陈蒋,公开表示抗拒统帅部8月10日给予该军驻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致电冈村宁次(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饬其命令所属日军向该军投降[118]:404。8月16日,蒋中正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119]:234;8月17日下午5时32分,接获冈村宁次之覆电[119]:235。
8月19日时,日本官员前往马尼拉会见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并简要地听取其占领日本的计划安排。8月28日150名美国军事人员抵达神奈川县的厚木市进行占领准备,而美国海军第三舰队也进驻东京湾内,自此进入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时期。而在同一天,苏联红军也宣布苏联政府已经占领千岛群岛。随后以密苏里号战列舰为首、载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4th Marine Regiment)的船只也陆陆续续抵达神奈川南部海岸,其他同盟国工作人员也在之后陆续前往日本任职。8月30日麦克阿瑟也抵达东京都进行访问,并且随即发布数项法律来维持日本的社会秩序,这包括有同盟国人员不得殴打日本人民以及不得争夺日本本身稀少的食物原料等。另外同盟国最初也严格限制日本国旗和旭日旗的悬挂场合,要求个别人士和都道府县必须在申请过后才能够使用旗帜,这项限制一直到1948年才被部分取消。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后,各国社会对于第一次于广岛市和长崎市进行的原子弹任务其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争辩。原子弹这项新型武器的投入随即造成日本近20万名人丧生,以及大量平民分别受到不同严重程度的伤害,而2处当地建筑物与其他基础设施也严重遭到破坏。另外在原子弹爆炸之后,被爆者以及之后继续生活的人们则持续受到放射线的影响,这也让社会大众开始质疑原子弹爆炸来促成日本投降的决定,是否有其重要性与必要性[120]。
投降典礼
[编辑]1945年9月2日同盟国正式举办投降典礼,大日本帝国代表团共11人登上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并且于当天9时在战列舰甲板上签署《降伏文书》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121]。整个投降典礼透过电视频道在世界各地播出,首先由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天皇、大日本帝国陆军总参谋长暨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将军则代表大本营签署和平条约[122]。之后则由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暨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跟进签署条约内容,并且由分别曾在菲律宾与新加坡成为战俘的美军中将强纳森·温莱特和英军中将白思华作为见证人。
之后则分别由美国代表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上将[123]、中华民国代表徐永昌上将[124]、英国代表布鲁斯·弗雷泽上将[125]、苏联代表库兹马·尼古拉耶维奇·杰列维扬科中将[126]、澳大利亚代表托马斯·布莱梅元帅[127]、加拿大代表劳伦斯·摩尔·科斯格雷夫上校[128]、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菲利普·勒克莱尔上将[129]、荷兰代表康拉德·赫尔弗里希将军以及新西兰代表伦纳德·蒙克·伊希特少将顺序来签字[130][131],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宣告结束[132][133]。不过在签署由日本所保存的合约内容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丧失一眼视力的加拿大代表柯斯葛列夫上校不慎把名字往下签到下一行栏位中,这使得之后的同盟国代表签名都比栏位更加往下一栏。对此日本代表重光葵表示签错位置的外交文件可能会无法获得国会的同意,在麦克阿瑟等签署国代表离去的情况下使得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特·萨瑟兰决定以笔手工修正[134][135]。9月6日时由美国保管的《降伏文书》文件与签名送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并且在隔天哈瑞·S·杜鲁门于白宫举办正式仪式。之后美国所保留的《降伏文书》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所收藏,日本所保存的版本则是安放于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保管。
同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
“ | 朕业已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其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条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揭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条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 ” |
而在日本签属《降伏文书》后不久,代表同盟国先行占领的美军便要求在24小时内包括北海道在内管辖各地的警备府解除武装并宣告投降[136]。随后在1945年9月9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另外于青森县举办布署于各地准备防卫作战之日军的投降仪式,并分别由大凑警备府司令官宇垣完尔、第50军 (日本陆军)司令官星野利元以及青森县知事金井元彦签属同意同盟国实施军事占领的命令书[137]。而在日本政府正式签署《降伏文书》后,其他日本于太平洋地区中所统辖的占领区或者是少数抵抗武装部队也逐一宣布投降。
1945年9月9日,部署于中国近百万名日军部队于南京市向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宣布投降。9月9日上午九时,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陆军总部(原黄埔军校)大礼堂主持受降典礼,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138][139][140]冈村宁次的佩刀由何应钦将军接收,目前收藏在中华民国国军历史文物馆。此刀材质为手工锻造钢,刀柄刀身共刻有5头狮子。[141]冈村宁次同时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确认台湾所有一切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并服从蒋委员长及何应钦指挥。[142]
9月12日,布署于东南亚(不含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日本军队统一在新加坡举办投降仪式,由路易斯·蒙巴顿,第一代缅甸的蒙巴顿伯爵代表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接受投降。之后,除了泰国未曾被日军殖民统治而保有其主权外,许多曾被军事占领的东南亚国家在战后重新安排作为英国、美国与法国的殖民地。不过许多过去于他处的殖民地人民也纷纷回到自己国内,并且开始鼓励当地群众展开独立战争以争取权益,这使得在1950年到1960年期间许多东南亚国家纷纷宣告解除殖民地关系而独立。例如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的8月17日作为傀儡政权的满洲国彻底瓦解,而在同一天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卡诺则发表独立宣言,并且为了避免再度成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爆发军事冲突。
在日本政府宣告投降后,过去被日本视为重要管辖地区的朝鲜、越南和台湾等地也纷纷宣告解除彼此之间的管辖关系。早在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朝鲜日治时期也正式结束,随后已经进入朝鲜半岛的苏联部队于纬度北纬38度线停下、而美军部队则是从仁川广域市登陆,最终变成38度线以南地区由美国所支持的大韩民国、以北地区则由苏联支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本是由法国和日本共同管辖法属印度支那地区,而在9月2日时日本正式投降后不久胡志明便发表了《越南独立宣言》,但是保大帝为首的阮朝政府以支持共产主义为由而决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展开镇压;在这之后法国则为了重新统治越南而爆发了法越战争,而美国则于1954年决定协助建立越南共和国,这在后来则成为越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另外到了10月25日时,在台日军于台北公会堂向同盟国的受降代表人陈仪将军投降,台湾自此由中华民国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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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受降典礼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
后续
[编辑]战后处理
[编辑]一直到1947年为止,所有被英国与美国等西方盟军囚禁的战俘陆陆续续被遣返(Repatriation)回到日本。但一直到1949年4月为止,由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关系使得超过60,000多名日本战俘仍出于各种原因留在中国。其中有数千名日本军成员以及满蒙开拓移民在华北方面军高层与山西国民革命军军阀阎锡山达成秘密协议后,为了复兴大日本帝国并且再次占领中国而编建成为阎锡山部队中[143][144][145],另外中共军队也接受日本战俘并使其加入八路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146],另外包括富永正三在内的日本战俘则一直到1950年代末期才被遣返回国[147]:40[147]:468。但另一方面日本投降也意味着日本后勤需求更加庞大,其中在日本投降时有超过5,400,000名日本陆军士兵及1,800,000名日本海军士兵遭到盟军俘虏[148]。而如果同样以投降当天做为计算标准的话本,于日本本土服役的军职人员总人数为4,335,500人,另外布署于海外地区的军人还有3,527,000人[147]:403。庞大的军事人员数量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以及1946年时日本本土爆发的严重饥荒,这些都使得同盟国对于日本战俘和一般平民的生存问题更为复杂化许多[4]:350-352。
在战争结束之际,蒋介石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归日本。日本在中国战区滞留了总数在200万以上的军队和日侨。中国政府除了将冈村宁次等200余战犯尽数无罪释放外,还迅速遣返日本在华军民。据统计,共有2711951人被遣返,其中军人有1231251人,平民1480700人。在遣返过程中,允许日本官兵与侨民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另外侨民可带1000日元,军官可带500日元,士兵可带200日元的现款。“与其他从南洋各国返日的人相较,从中国返日者的行李的确太多了”这是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国民政府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安排。据估计,三个月内为日本俘侨提供的粮食多达128.2万余大包,如果按当时每包8000元计算,共需款102.574亿元。为了迅速遣返日本在华军民,国民政府方面拨出了80%的船舶和70%—80%的列车,以致国内的紧急运输活动都受到了影响[149][150]。
不过虽然日本政府已经签署了《降伏文书》并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实际上美国等47个国家与日本之间战争的正式结束则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为止。其中受到中国代表权的争议问题,已经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则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同一天另外签署了《中日和约》[151]。苏联则由于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而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在经过多次谈判后才于1956年与日本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两国才正式回复之间的和平关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受限于当时普遍不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使得一直到1972年中国与日本已经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后才另外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另外一直到1946年以前,亚洲和太平洋偏远地区仍然有日军部队坚持继续作战而不愿意投降。而之后一些太平洋小岛屿上仍然有部分日军部队仍然坚持游击抵抗并拒绝投降,其中部分人士认为投降消息是敌方的宣传行为或者坚持继续执行先前下达的任务内容,另外也有些人士则从来没有听闻过日军投降的消息。例如1972年时于关岛持续游击抵抗的横井庄一被人发现,以及在1974年分别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继续执行作战命令的小野田宽郎与李光辉才被发现并分别送回日本和台湾。由于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多年仍然有部队成员尚未遣返送回日本,这使得日本政府往往透过表扬战斗经历并颁发勋章的方式来“挽回信誉”。另外有些日军部队成员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还被卷入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或法越战争等军事冲突中,甚至有2名日本军人之后选择加入共产主义的游击队,一直在泰国南部战斗至1991年才被发现[152]。
盟军统治时期
[编辑]在9月2日双方于密苏里号战列舰正式签署《降伏文书》后,美国政府批准《美国对日本投降后初期政策》(US Initial Post-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来作为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时期的指导准则,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这之前仍然表示:“战争尚未正式结束,我们也还没宣布停止所有敌对行动。”[153]实际上所谓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也几乎是由美国军方所主导著,并且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驻日盟军总司令一职。其中美国认为盟军占领时期的优先项目之一是另外起草一部新的宪法,并且借此来解散过去日本自1868年1月3日明治维新所确立的天皇“统治”架构。1946年11月3日,以《波茨坦公告》为主要构架而成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而在美国协助下依照此宪法也另外架构新的日本国政府,来取代过去持续统治77年的大日本帝国。但虽然先前昭和天皇为因应美国要求而发布《人间宣言》,声明中否定天皇为现人神的身份而只是作为一个日本的国家象征。然而为了不触及日本自身的国家尊严议题,在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仍赋予天皇在行政机构仍有其工作职责。
此外盟军也开始随即着手调查有关日军战争罪行这一部分,其中包括有南京大屠杀、人体生物武器试验、劳役或虐待战俘以及慰安妇问题等。但许多日本民众担忧天皇可能会面临针对战争罪刑的审判,甚至可能因而如美国政府所主张的取消日本天皇传统所拥有的地位。不过在1945年9月底麦克阿瑟将军在与日本天皇裕仁会面后,裕仁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行,但是这项惩处天皇的提议则被同盟国所拒绝[154]。自1946年1月19日开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进行有关战争罪刑的起诉程序[155]。之后于4月29日时宣布针对日本重要军事指挥官与政府领导高层提出战争罪刑的控诉,在经过法官审判处理后于11月12日执行判决结果。其中包括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军官土肥原贤二、前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与第14方面军参谋长武藤章等人被判处死刑,另外还有16人则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不过后者绝大部分人在1952年日本重新获得主权后得以假释出狱。1978年时,有14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甲级战犯者被允许供奉在靖国神社内,这使得之后有关靖国神社的参拜行为往往导致激烈的政治争议。
参见
[编辑]- 波茨坦公告
- 没落行动
-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 德国投降
- 意大利投降
- 大东亚共荣圈
- 大东亚战争
- 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
- 太平洋战争
- 卡萨布兰卡会议
- 皇民化运动
- 旧金山和约
- 降伏文书
- 驻日盟军总司令
- 日本最长的一日
- 日军战争罪行
- 一般命令第一号
- 越南独立宣言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参考文献
[编辑]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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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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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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