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看來，從禮薩汗時代算起，歷經摩薩台的左翼改革，再到巴列維時期的西化政策，伊朗始終沒有建立起長久且穩定的社會秩序。一下忽左一下忽右，這使伊朗這個國家在西方殖民者面前異常脆弱，因為他們「喪失了自己」。換句話說，由於伊朗長久以來並不存在一個堅不可摧的中心思想，而只有千瘡百孔的實用主義，因此伊朗（乃至他們的阿拉伯鄰居們）無法實現真正的繁榮穩定和富強。

國王為了提防自己被西方勢力推翻，要麼選擇以投機的心態尋找能夠合作的對象（禮薩汗向德國靠攏），要麼選擇以市儈的方式與潛在的威脅結盟（巴列維與英美交好），設法對沖統治風險，這其中的每一次轉向都和人民真正的利益無關，而單純只是一種出於對壓迫者意識形態反感所做出的應激選擇。

這種行為在何梅尼看來，正是伊朗始終受制於人的原因：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真正需要什麼。我們需要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嗎？非也。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弄清楚究竟伊朗應該如何保持「意識形態立場的穩定」——唯有穩定的立場才能帶來穩定的社會，只有穩定的社會才能夠讓西方勢力無從下手。

這是何梅尼轉而尋求宗教力量統治國家的原因：什葉派的領袖權威能夠提供穩定，伊斯蘭的教義是不容質疑的真理。

「穆斯林救世主」

何梅尼之所以有機可趁，原因不難理解。自泛阿拉伯主義失敗以來，保守君主似乎勝利了，然而，這些統治階級卻沒有意識到迎面而來的危機。他們只想著維持現狀，不曾去認真思考過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泛阿拉伯主義不能夠打敗西方殖民者，那麼什麼理論才行？

不要忘了，「驅逐韃虜」一直以來都是穆斯林世界的夢想，由於伊朗政府沒有能力提出新的理論來突破當前半死不活的狀態，巴列維國王又寧可在英美兩國強加的政治影響力下苟活，導致伊朗就如同在脆弱的統治合法性上走鋼索，一旦遇到經濟衰退，馬上就會休克，這是何梅尼給出對於伊朗社會矛盾於1979年爆發的解釋。

伊朗沒有一套嚴密的思想體系來規範每個人的行為，因而無法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來逼迫統治者拒絕西方世界的影響和干涉，這讓何梅尼意識到建立宗教國家勢在必行，這是唯一能夠防止伊朗淪為西方意識形態殖民地的方法。何梅尼的想法其實邏輯非常自恰，因為根據十二瑪目派的理論，國王會犯錯，而伊瑪目卻不會，這是「非謬性」所保障的政治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