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的平庸,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邪惡。這也證明,台灣需要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但不會是帶著受害者的報復,更不是柯文哲操弄藍綠惡鬥的政治思維下,那荒謬「勝利者的正義」的譏諷,而是人權價值的正義。
文:陳財能(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1970年12月7日,當時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引起西德國內乃至世界各國的驚動。原本僅是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儀式性地獻上花圈,布蘭特為何突然自發下跪呢?他回答媒體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
布蘭特的「華沙之跪」,不僅彰顯著國家因濫用公權力侵奪人類基本權利的反省;更鼓舞人類應該面對過去的陰暗,並勇敢去挑戰、修復歷史創傷。如此,我們才能共同創造一個光明且謙卑的未來。反之,若有人用盡一切似是而非的理由,及違反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政治立場及法律原則,來阻擋轉型正義的實現,我們就沒有辦法正視過去國家機器的粗暴、政府的濫權及獨裁者對現狀所造成的灰暗困境。國家社會在這樣灰暗的歷史情境下,加害者、受害者及未知者之間,自然更不可能滋生相互寬容的心靈,超越歷史錯誤而攜手開創平等正義的未來。
2015年10月22日,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宣稱,是巴勒斯坦人煽動希特勒去迫害猶太人。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隨即公開反駁,重申「該為猶太大屠殺負責的是我們」。梅克爾這種坦率面對黑暗歷史的態度,不僅堅定地重申聯邦德國立國的根基,建立在民主與捍衛人性尊嚴價值之上。
因此,不管是國民黨企圖擴大「轉型正義的時間」來模糊「蔣介石父子威權在台灣所造成的黑暗歷史」;或是,有人竟以「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來定位轉型正義,並功利性地認為,「蔣介石功過參半、去蔣化無法解決台灣問題」。如果上述的說法為真,那麼,西德總理布蘭特的謙卑反省、德國總理梅克爾的誠實正直,以及德國自1945年以來努力不懈地推動轉型正義,德國人是瘋了嗎?
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由行政院下設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規劃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平復威權時期司法不法等任務。這是台灣人誠實面對黑暗歷史的第一步,更是深化台灣民主、歷史正義與人權價值的重要里程碑。但是,柯文哲卻說「不要搞成變成勝利者的正義,失去原有意義。」,來魅惑國民黨的支持者。
阻礙或模糊轉型正義立法行動的人們,不管是不是屬於過去威權政黨中的一個餘脈,或是在那樣的人的世界觀中,仍殘存上一個獨裁有理的印記。因此,我們在凝視「柯文哲與國民黨威權殘存勢力」對權威的服從與詭辯時,不正是也在檢驗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到底是純正無瑕,還是依存在平庸邪惡的鄉愿情境之中。
由此來看,柯文哲如此「反轉型正義」的反應,不僅是一種為了吸納國民黨支持者選票的媚俗行為,更顯示他對違反人權正義的毫無知覺。過去柯文哲以「台灣的問題就是: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並功利性地認為「蔣介石功過參半、去蔣化無法解決台灣問題」等理由,公開堅持反去蔣。因此,柯文哲譏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及公開與台灣人唱反調,其來有自、其心如此。
經歷獨裁壓迫並投入研究轉型正義的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出,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人性本身若沒有改變對違反人權正義的自覺,未來就有可能再製造出巨大邪惡,並無發激發抵抗來自邪惡命令或壓迫的能力。因此,不管是下令的獨裁者及其體制,或是聽命的黨人或官僚,都應該負起責任。柯文哲的思維與詭辯,不就是漢娜鄂蘭所說「我們必須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的典型。
台灣經歷過那般如納粹德國般的黑暗歷史。因此,促進轉型正義的立法,不僅要不限時間地回復在其中受害人們的權利、找出平庸邪惡的根源,更要重新注入作為人的價值的正義,來持續運轉曾經受到創傷的社會。柯文哲的平庸,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邪惡。這也證明,台灣需要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但不會是帶著受害者的報復,更不是柯文哲操弄藍綠惡鬥的政治思維下,那荒謬「勝利者的正義」的譏諷,而是人權價值的正義。不過,因為有「柯文哲」這樣平庸邪惡政客的存在事實,現在開始,促進轉型正義將是我們台灣人不可迴避與不得拒絕的責任。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