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財能(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1970年12月7日,當時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引起西德國內乃至世界各國的驚動。原本僅是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儀式性地獻上花圈,布蘭特為何突然自發下跪呢?他回答媒體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

布蘭特的「華沙之跪」,不僅彰顯著國家因濫用公權力侵奪人類基本權利的反省;更鼓舞人類應該面對過去的陰暗,並勇敢去挑戰、修復歷史創傷。如此,我們才能共同創造一個光明且謙卑的未來。反之,若有人用盡一切似是而非的理由,及違反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政治立場及法律原則,來阻擋轉型正義的實現,我們就沒有辦法正視過去國家機器的粗暴、政府的濫權及獨裁者對現狀所造成的灰暗困境。國家社會在這樣灰暗的歷史情境下,加害者、受害者及未知者之間,自然更不可能滋生相互寬容的心靈,超越歷史錯誤而攜手開創平等正義的未來。

West Germany's Chancellor Willy Brandt kneels before the Jewish Heroes' monument in Warsaw, Poland, Monday, Dec. 6, 1970.  Brandt is attending meetings to improve relations between his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nations. (A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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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2日,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宣稱,是巴勒斯坦人煽動希特勒去迫害猶太人。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隨即公開反駁,重申「該為猶太大屠殺負責的是我們」。梅克爾這種坦率面對黑暗歷史的態度,不僅堅定地重申聯邦德國立國的根基,建立在民主與捍衛人性尊嚴價值之上。

因此,不管是國民黨企圖擴大「轉型正義的時間」來模糊「蔣介石父子威權在台灣所造成的黑暗歷史」;或是,有人竟以「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來定位轉型正義,並功利性地認為,「蔣介石功過參半、去蔣化無法解決台灣問題」。如果上述的說法為真,那麼,西德總理布蘭特的謙卑反省、德國總理梅克爾的誠實正直,以及德國自1945年以來努力不懈地推動轉型正義,德國人是瘋了嗎?

立法院日前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由行政院下設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規劃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平復威權時期司法不法等任務。這是台灣人誠實面對黑暗歷史的第一步,更是深化台灣民主、歷史正義與人權價值的重要里程碑。但是,柯文哲卻說「不要搞成變成勝利者的正義,失去原有意義。」,來魅惑國民黨的支持者。

阻礙或模糊轉型正義立法行動的人們,不管是不是屬於過去威權政黨中的一個餘脈,或是在那樣的人的世界觀中,仍殘存上一個獨裁有理的印記。因此,我們在凝視「柯文哲與國民黨威權殘存勢力」對權威的服從與詭辯時,不正是也在檢驗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到底是純正無瑕,還是依存在平庸邪惡的鄉愿情境之中。

由此來看,柯文哲如此「反轉型正義」的反應,不僅是一種為了吸納國民黨支持者選票的媚俗行為,更顯示他對違反人權正義的毫無知覺。過去柯文哲以「台灣的問題就是: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並功利性地認為「蔣介石功過參半、去蔣化無法解決台灣問題」等理由,公開堅持反去蔣。因此,柯文哲譏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及公開與台灣人唱反調,其來有自、其心如此。

經歷獨裁壓迫並投入研究轉型正義的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出,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人性本身若沒有改變對違反人權正義的自覺,未來就有可能再製造出巨大邪惡,並無發激發抵抗來自邪惡命令或壓迫的能力。因此,不管是下令的獨裁者及其體制,或是聽命的黨人或官僚,都應該負起責任。柯文哲的思維與詭辯,不就是漢娜鄂蘭所說「我們必須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的典型。

台灣經歷過那般如納粹德國般的黑暗歷史。因此,促進轉型正義的立法,不僅要不限時間地回復在其中受害人們的權利、找出平庸邪惡的根源,更要重新注入作為人的價值的正義,來持續運轉曾經受到創傷的社會。柯文哲的平庸,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邪惡。這也證明,台灣需要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但不會是帶著受害者的報復,更不是柯文哲操弄藍綠惡鬥的政治思維下,那荒謬「勝利者的正義」的譏諷,而是人權價值的正義。不過,因為有「柯文哲」這樣平庸邪惡政客的存在事實,現在開始,促進轉型正義將是我們台灣人不可迴避與不得拒絕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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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