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馬來人的新民族主義與中美對抗，馬來西亞華人應建構自身的「文化主體性」

文：甘德政（馬來西亞道理書院副研究員）

編按：本文出處為甘德政臉書貼文，文字經編輯後，已獲作者授權刊登。內文中的本地是指馬來西亞。

感謝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的邀請，今天有幸出席2022國際嘉庚論壇，並在「新民族主義視野下的南洋華人定位」場次擔任回應學者。

該場次的主持人是周少青教授，主題發言人是王琛發教授和李林教授。論壇其他主題發言人包括我的博導徐以驊教授、黃有光教授、黃奎博教授、劉國柱教授等。

以下是我發言的內容：

馬來人及華人對「新民族主義」的不同想像

各位老師的精彩發言，給我們很多啟發，也有很多感觸。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後，回來在馬來西亞-中國的雙邊經貿單位上工作多年，我們在和中方單位對接時，都是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一直堅持和中國政府單位或外交部辦公室單位對接，而盡量減少和僑務辦公室單位打交道。

這是基於捍衛我們的政治認同和文化主體性的原則所致，也是為了避免以當地土著為主的技術官僚階層，對我們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產生誤解。

「新民族主義」在本地土著社群，的確有很大的市場。從最近最賣座的本土電影《末基勞》可看出這種意識形態的具體呈現。有關這部電影的評論很多，有人說這是馬來版的《葉問》或《戰狼》，也有人說幕後有激進的非政府組織在籌募電影製作經費來推動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議程等等。

也有人說，這種賣座現象令人擔憂，因為劇情中的人物設定，將華人和印度人設定為反面角色，是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入侵本地的「幫兇」。這類非政府組織以大眾娛樂文化的形式，將他們的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和植入到廣大的馬來民眾，潛移默化繼續推動他們的議程，這對於本地的族群關係肯定不是好事。

在另一方面，由於語文隔閡，本地華人社會基本上不會和馬來社會關注的社會現象和議題有太多交集，這兩個族群關注點不一樣，處於不同的平行宇宙空間裡。

馬來西亞華人的新民族主義現象，主要體現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各種「中華膠」和「慕洋犬」的論爭。從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運動、新冠疫情爆發，一直到最近的俄羅斯烏克蘭地緣政治衝突、台海局勢緊張等，都可以看到這兩派華人在網絡各社交平台上激戰的記錄。

在沒有確切的民調數字的情況下，根據以上各大事件的初步觀察，有人估計支持中國政府立場的馬來西亞華人有8成以上（華人人口約680萬人），有些人甚至估計超過9成，最保守估計是扣除部分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後也有約7成。但也有受英文教育、非常西化的華人朋友也跟我提起，若中國強大了馬來人就不敢欺負我們華人云云…可見這套想法和觀念在一定程度上跨越語文教育背景，始終沒離開過族群本位。

圖為在馬來西亞《時代革命》放映會外的展覽，在馬來西亞仍有一群華人相當關注香港局勢。

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立場的「範式轉移」

由於馬來西亞華人長期深受種族政治之害，自認是政治上的「二等公民」。從中國積弱和落後挨打時期，不難想像會有相當多的華人內心深處多麼想要一個「強大祖國」來為自己的海外利益護航。

到了冷戰年代則是另一個「範式轉移」，很多華人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冷戰」下的反共宣傳，對「中共暴政」不會有太大好感，甚至到天安門事件後還是「一面倒」地反共。不過，不到30多年的時間，弔詭的是又到了另一個「範式轉移」，華社幾乎跨階級、年齡層地一面倒去支持中國政府在任何國際大事的立場。

回顧十年前我在中國念大學時，當時學界裡最火熱的關鍵詞是「文化軟實力」。大家都在說要弘揚優秀的中華文化，通過「公共外交」把「中華文化軟實力」投射到全球各地，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崛起的時刻從西方拿回「話語權」云云。有些學者說東南亞有人數最多的華人華僑，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必然在當地水漲船高。

然而，東南亞自冷戰時代以來就是英美帝國主義鼓吹「中國威脅論」的重要策源地，在「文化冷戰」和「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影響了好幾代海外華人對中國大陸的觀感。為了切割與共產中國的關係，一些華人在面對「排華」和「反共」掛鉤的壓力下，甚至表現得比其他土著族群更加激進地反中和反共，並跟隨西方的話語方式對中國的各種現狀進行攻訐和指責。

即使到了「一帶一路」響徹雲天的時代，種種根深蒂固的「冷戰遺緒」仍不同程度地籠罩在華人的心裡頭。所以所謂的中國在東南亞的文化軟實力，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樂觀。

中國改革開放、經濟迅速崛起的年代，中國對海外華人產生新的吸引力，主要是立足在經濟成就上。新一代馬來西亞華人的「大中華情意結」未必像上一代人那麼濃厚，很多人甚至抗拒被冠上「華僑」的稱號，但在海峽兩岸政權的僑務政策交鋒下，一些基於商業利益考量而樂於接受「僑領」稱號的馬來西亞華裔還是大有人在。

最近本地華團歡迎中國大使到訪，在布條上自稱「僑團」，引起本地華文圈子的一番爭論。「僑」這個字已經成為本地華人社會政治正確與否的「大是大非」議題。

對於老一輩華人來說，「中國」是一個政治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馬華公會創辦人陳禎祿在1930年代上書海峽殖民地總督，直陳本地華人面對的困境，當年的中文翻譯版寫的就是「為何中國人感到不安」。根據那時通用的語境脈絡，「華人」和「中國人」意思其實差不多。

自從中國的民族主義興起後，「中國」二字固化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概念，海外華人自稱「中國人」就帶有政治敏感性，遂改用「華僑」、「華人」、「華裔」等字眼取代。「中國」從此不再是一個文化認同的符號，而是一個有確切實體和清晰國界的國家名稱。

到了冷戰年代，在「反共排華」陰影籠罩下，海外華人社會一般上自稱「華人」，而「華僑」通常指的是在海外定居、擁有中國國籍的中國公民。演變到現在，中國的僑辦單位到海外進行僑務活動時，一般上都連用「華僑華人」四字，只是在各地不同的「政治正確」需求下，「華僑」與「華人」的表述方式也變得政治敏感，也常引起輿論紛爭。

「移民」和「開拓者」之爭

前幾年，有華裔部長指我國華人是「豬仔」後代，引起各方的口誅筆伐，也掀起了華人是「移民」還是「開拓者」之爭。

我在1990年代中學時期讀的官方歷史課本，已經清楚寫明葉亞來是黑社會老大。那個年代也爆發葉亞來不被官方認可為吉隆坡開埠功臣的事件，引起華社的嘩然。

馬來官僚刻意貶低華人先民的歷史功績，否定華人對腳下土地的開拓主權，進而鞏固馬來主權和文化霸權，雖然居心不良，但我們至少可以理解他們為何要這麼做。

然而，中國和馬來西亞本地的一些所謂華僑學者，竟然也不斷在學術文章和論述上套用冷戰以來流行的西方視角殖民地史觀，客觀上反而鞏固了馬來文化霸權和壓制了本地華人的文化主體性。

這種現象主要來自中國大陸跟隨西方流行的殖民地史，造成我們這一代人的整個歷史觀還擺脫不了西方殖民地史觀。冷戰史觀下對海外華人的建構，都是說我們是「移民」的後代。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南洋的情況，華人其實有別於西方學者甚至是中國學者在不同學科中所指稱的「移民」。「移民」一詞可以作為一種客觀現象來討論，但對於在南洋落地生根已久的華人來說，「移民」身份就極可能會影響到其「開拓主權」，進而危及現實中的政治權益。

許多中國的華人華僑學者，也跟著西方學者建構出來的冷戰史觀和方法論，來研究南洋華人，不止把華人視為後來被殖民者引進而不是原來開拓本土的主體，又進一步把中華民族祖先分散當代各國的基業，跟隨西方論述，當作是政治中國保護不了或拋棄的對外移民在當地的延伸，而沒有自己的主體性。甚至，也把南洋華人在當地發展出來的本土華文教育定義為中國在海外的「僑教」，危及到當地華人捍衛母語教育權益話語權。

過去，因為本地華人被視為一個「外來者」，其所辦的學校不能享有英式法律之下所保障的“venercular education” （早期翻譯為「方言教育」，現在多數翻譯成「母語教育」」權益。很多本地華教的悲情根源，就在於這些話語權喪失後所導致的一系列對抗與衝突。

以王琛發博士為首的一些學者積極從學術上推翻整個冷戰體系建構出來的海外華人華僑史，從「南海多民族共同體」的角度切入，把華人從「移民」還原成「開拓者」。主張華人先民向南洋開拓與當地土著形成自治開拓共同體的歷程，發掘更多各民族與信仰群體的長期互動留下眾多痕跡與史料，以此既聲言中華民族與南海諸邦自古共同開發南海主權，同時追溯南海文化多樣性的根由，從而捍衛中國各民族在南海不是帝國主義所說的「外來者」，而是和各國，包括其內部各民族，是歷史以來的兄弟之邦，由此也就能從歷史真相同時保障各國華人在當地的「開拓主權」。不再把華人視為清末才到達西方主權土地的外來者，或是被西方引進去剝奪當地各民族資源的「幇兇」。

只是，上述那套把中國和各地華人視為「外來」的認知，自冷戰時期形成的知識體系，或者稱之為文化霸權，居然常由兩岸學者傳播，以至各地華人受此論述影響；一些華人為了撇清中國關係，也強調華人必須距離或獨立於中國外，而不是各境華人與各民族都與中國境內血濃於水，在亞洲歷史地理親情更要一家親。冷戰論述仍然根深蒂固和影響深遠，要完全從學術上進行「解構」甚至是「顛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南洋華人定位的一些思考

我認為，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乃在重新建立「文化主體性」，否則難免在劇烈的「認同政治」中「進退失據」，最終可能遭到「異化」乃至「同化」的下場。這種建立「文化主體性」的過程，除了從歷史資源中發掘之外，還必須向三個主要「外力」抗爭：

第一、向西方的「東方主義」抗爭（不承認華人的「開拓者」身分，認為華人是「移民」）

第二、向馬來民族主義在政治上的「馬來主權」抗爭（不承認華人的「開拓主權」）

第三、向來自中國官方和學術界的「文化霸權」抗爭（台海兩岸某些研究海外華人華僑的學者，基於僑務工作的「政治正確」目的，或者是要爭取更多在體制內的撥款，而在相當程度上「忽視」海外華人的「嬗變性」和「多重性」，或者視海外華人為「中國」的衍生部分而沒有本身的主體性）。

要擺脫刻板的「海外華僑華人」形象，從而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我們才在全球化的時代裡找到立足點。在全球疫情、中美新冷戰、地緣政治衝突不斷、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新形勢下，馬來西亞華人或許應該思考的是，無論是以西方的價值觀還是中國的價值觀作為我們的價值標準的傾向，是否符合我們的國家戰略利益。

建立馬來西亞華人本身的文化主體性，跳脫不是親美就是親中的非黑即白二分法思維模式，告別種族霸權受害者而尋求依附強權的心理，也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解構任何強權的傳播學心理戰策略與戰術，避免陷入大國博弈下面臨精神分裂、雙重人格、里外不是人的困局，也許這才是可以恢復冷靜思考、獨立思考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