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丁眺望淪陷的羅馬，我在瘟疫鎖國中為美國把脈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本書的最後部分是在瘟疫鎖國的日子裡完成的。

慘烈的疫情讓美國政府宣佈了「在家隔離」的抗疫政策，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於我而言，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長達數月失去人身自由——上一次是二〇一〇年在北京的家中，遭中共秘密警察非法軟禁；這也是我一生中第二次感到死亡的陰影近在咫尺——上一次是二〇一〇年年十二月九日，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綁架並施加酷刑至昏死，那一次，上帝沒有讓我成為殉道者，讓我活了下來，而且帶領我和家人如同當年的猶太人出埃及般出中國，自然有祂的美意。

在美國生活九年之後，大時代毫無預警地突然降臨。二〇二〇年四月五日，美國衛生總監杰羅姆・亞當斯（Jerome M. Adams）對全國民眾說：「這將是我們的珍珠港時刻，我們的九一一時刻。」疫情高峰期，美國每天死亡將近兩千人，近乎每天都在發生珍珠港事件或九一一事件。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此時此刻，我有一種承擔上帝的呼召、在歷史的轉捩點寫歷史的激情萬丈與恐懼戰兢。

上一次「向死而生」的「人禍」中，我通過讀聖經舊約之《約伯記》來堅固勇氣和希望；這一次被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形容為「地獄般的經歷」中，我通過讀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上帝之城》來尋求文明的藥方，因為日光之下無新事。

主後四一〇年，羅馬陷落，滿城屍骨，難民四處逃生，一些人渡海來到北非海港希波。五十六歲的希波主教奧古斯丁著手幫助安頓難民，更揪心於難民的疑問：永恆之城羅馬的衰亡意味著基督教的沒落？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在天崩地裂的黑暗歲月，羅馬的民眾如同希伯來民族那樣「等待救贖」，必須有基督徒像以色列先知那樣開口說話。此後十六年，奧古斯丁完成了巨著《上帝之城》。巨著完成，奧古斯丁離世的時刻，希波也即將被外族攻陷。

奧古斯丁認為，歷史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地上之城的歷史，跟隨該隱與罪惡的人類歷史；另一條是上帝之城的歷史，跟隨亞伯並過上帝樂見的生活的、拯救的歷史。奧古斯丁透過此書給予處於迷惘絕望中的人們一份鼓舞和信心：基督徒雖身處地上之城，卻可以在精神上尋求上帝之城。

在親歷者而言，羅馬城的淪陷、羅馬帝國的滅亡可謂天地玄黃、石破天驚，但若放寬歷史視野來看，則不足為奇。對於任何一個帝國，最後的潰敗乃是軍事的潰敗。

英國軍事史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說過，昔日羅馬軍團的士兵在北非的沙漠驕陽中，汗如雨下亦不曾喊苦；數百年後，軍團士兵在高盧的涼爽氣候中，躺在樹蔭下卻抱怨鎧甲太重，所以羅馬必定滅亡。

帝國的興衰維繫於軍隊，軍隊的強弱由兵源的優劣決定——優質的兵源就是具備美德、勇氣和榮譽感的公民，當羅馬找不到此類公民時，就失去了優秀的官兵，失去了有戰鬥力的軍隊，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柯克（Russell Kirk）所說：

晚期的羅馬世界在文化上已處於精神貧乏和失序的狀態，缺少共同的核心信念。它已被稱為死亡的世界：普羅大眾已丟失古老的羅馬美德，而基督教美德尚未取得支配地位。……由於人們無法讓他們自己的絕望的靈魂獲得秩序，共同體的秩序也就沒有辦法挽救了。（註1）

此次遭到中國病毒（中國式的「超限戰」）重擊的美國，如當年羅馬帝國一樣盡顯疲態與弱點。停靠在關島的羅斯福號航空母艦出現疫情，超過兩百名官兵感染病毒。艦長克勞奇上校（Brett Crozier）不但沒有在正常的指揮系統中反映情況，反而將一封充滿恐慌情緒的冗長信件四處散發——包括發給媒體。這是違反軍規的懦夫行為。美國海軍當局將其免職，海軍部代理部長莫德利（Thomas Modly）指出，艦長以不專業、不安全的方式處理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註2）

川普總統也批評說：「克勞齊不該發這封信，他又不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不該寫這麼長的信給這麼多人。」如果尼米茲（Chester W. Nimitz）還在統帥美國海軍，這名怯懦的艦長將被送上軍事法庭。左翼媒體和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卻站在懦夫一邊，施壓迫使莫德利辭職，甚至還有人喊出「Brett Crozier for President」的口號——一個連一艘航空母艦都管理不好的軍官能當總統嗎？

將小丑當英雄，是非善惡的判斷的混淆乃至顛倒，克勞奇事件並非當代美國的孤例。

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為中國屠夫鄧小平寫作傳記《鄧小平改變中國》，對於「六四」屠殺的說法是：「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傅高義敢對納粹屠殺也作如此含糊的表述嗎？用左派自己的邏輯來反問就是：難道中國人的命就不是命嗎？而這位榮譽教授以當薄熙來的兒子和習近平的女兒的導師（與其說是導師，不如說是保姆）為榮。

如學者李劼所說，美國大學儼然變成了瘋人院，其墮落程度讓昔日感歎「美國精神的封閉」的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和小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亦會感到不可思議。

而左派媒體的旗艦《紐約時報》居然大篇幅刊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的「投書」，強調要對「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說不」，並宣揚習近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野心。《紐約時報》也會照樣刊登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文章嗎？其資深編輯難道分不清新聞與宣傳的差異嗎？「白左」跟共產黨的合流，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這些事件讓人憂心忡忡，難道美國已經失去了它的德性、它的戰鬥精神、它的觀念秩序？那麼，讓美國得以強大的觀念秩序究竟是什麼呢？

四個上帝的「選國」、權勢與典範的四次轉移以及推動歷史進程的「三大效應」

我的這本書所要講述的主題，就是基督新教版本的晚近五百年全球範圍內權勢與典範的轉移、文明的更替，以及背後的觀念秩序的存亡絕續。

上帝讓哪裡興起，哪裡就興起；上帝讓哪裡衰亡，哪裡就衰亡。上帝一直在挑選祂的選民和「選國」（「山上之城」）：舊約時代是猶太人及其首都耶路撒冷，經過羅馬帝國及漫長的中世紀之後，在十六世紀是以日內瓦為中心的瑞士各邦國，十七世紀是尼德蘭，十八和十九世紀是英國（大英帝國），二十世紀至今是美國。

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威登堡的城堡教堂門口貼出《九十五條論綱》，基督教世界從此一分為二，新教教義催生新教國家；一五三六年，法雷爾（G.Farel）用烈火般的言辭將約翰・喀爾文（John Calvin）留在日內瓦，此後二十多年，喀爾文將日內瓦打造成歐洲新教徒的聖城。

一五八一年，尼德蘭北方七邦組成「烏特勒支同盟」，發表脫離西班牙的《誓絕法案》，第一個新教徒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誕生；一五八八年，英國皇家海軍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英格蘭王國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權地位；一六八八年，奧蘭治親王威廉（William III）登陸英格蘭，接受《權利法案》，完成光榮革命。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北美十三個殖民地代表組成的大陸會議在費城發表《獨立宣言》，美洲殖民地成為「獨立自由」的美利堅合眾國；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美國名將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停泊於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接受日方投降，二戰結束，美國成為第一強權。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蘇聯末代總統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宣佈蘇聯解體，象徵共產極權主義的五星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美國及西方盟國取得冷戰勝利，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

操縱晚近五百年來看得見的權勢與典範轉移的，你可以說是神秘的上帝之手，也可以說是宗教改革之後形成的觀念秩序。如果你具有這套整全的觀念秩序，就如同戴上望遠鏡、有了火眼金睛，可以將紛繁複雜的歷史劇幕看得清清楚楚。

導致近代權勢和典範轉移的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包括三個層面。首先，宗教改革中誕生了博大精深的喀爾文神學，其「人論」的核心是「人乃全然敗壞的罪人」，由此衍生出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以及權力必須分割和制衡的觀念，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共和制和聯邦制的現代政治模式。

其次，清教徒強調人皆有其從上帝而來的呼召（天職），故而勞動榮神益人，由此建立工作倫理，產生科學研究的動力和資本主義精神。

第三，清教徒深刻闡釋了人是上帝所造、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榮耀，同時，「拿伯的葡萄園誰也不能奪去」，基督教文明率先確立私有產權觀念，故而人的自由、尊嚴及財產權不可被任何人間的統治者輕視乃至剝奪，近代人權觀念由此奠定。

本書的上卷追蹤近代化的四個關鍵階段，描述四個擁抱清教徒的觀念秩序之後實現民強國富的「選國」——日內瓦、尼德蘭、英國和美國——的榮耀與風流。在世界史上，它們相繼如繁花般綻放、如朝日般升起。在此過程中，有三大「效應」在發揮作用：

其一為「磁鐵效應」，即同極相吸、異極相斥，所謂「極」就是與清教徒的觀念秩序相對應的民情和傳統。就同極相吸而論，先是日內瓦和尼德蘭具備了適應清教徒的觀念秩序的民情和傳統，然後是英國和美國。

其二為「骨牌效應」，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是整全性的，宗教改革一旦完成，人心和精神獲得自由和解放，其社會必然相繼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發生如同多米諾骨牌般的巨大翻轉，牽一髮而動全身，不會有一個領域例外。

其三為「馬太效應」，典出《馬太福音》中耶穌講述的按才幹受責任的寓言，「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經濟學上稱之為「累積優勢」和「贏者通吃」。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帶來的好處，超乎人的預期。

此三大效應在共同發生作用的過程中，其「受體」的規模（人口、疆域、資源）越大，其效果就越顯著，甚至呈現幾何等級增長。從日內瓦到尼德蘭到英國再到美國，就是這樣一個國族崛起的規模倍增的脈絡。

日內瓦的面積僅數十平方公里，人口僅兩萬；而美國的國土面積為九百六十三萬平方公里（世界第三），人口為三億兩千九百萬（世界第三）——所以美國國勢的巔峰時刻，其生產力佔全球的一半以上。

在權勢與典範轉移的最後一個階段，形成了以「盎格魯圈」指稱的英美文明。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以《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來描述此一歷史進程。他提出「英語民族」之概念，迥異於此前以生理特徵來界定的「民族」，而以語言、信仰和觀念三大標尺來衡量民族之疆界。

邱吉爾的《英語民族史》只寫到一九〇一年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去世即戛然而止，卻意猶未盡。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為之寫了續集《一九〇〇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Since 1900》）。

羅伯茨指出，英語民族的崛起對於世界進步而言具有決定性作用，源於英國的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倫理為特徵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具有普世價值，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一個現代國家想要繁榮發展、人類想要自由生活的全球最成功的體系。相比其他模式，這種模式更適合現代世界。英美兩個英語國家相繼主導世界進程長達三、四百年之久，這種局勢至今仍沒有改變之跡象。

羅伯茨認為，二十世紀的英美文明乃至整個人類經歷了一戰、二戰、冷戰及反恐戰爭等四次考驗，這四場戰爭又是「英語民族」、「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和「美英特殊關係」等身份認同得以形成的最大推動力。「英語民族」的五個核心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亦即情報界所謂的「五眼聯盟」。

而今日以英美為核心的自由世界與中國（及其僕從國北韓、伊朗、巴基斯坦、委內瑞拉、古巴等，大都是西方所定義的「流氓國家」）之間的「文明衝突」，則是英美文明正在經歷的第五場挑戰與考驗。這不僅是軍事、經濟、工業、科技、文化實力的較量，更是政治文明和觀念秩序的對決——要自由、還是要奴役，每個人、美國國家都將面臨非此即彼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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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錯過宗教改革的西方，去基督教的西方，還能走多遠？

在英美相繼崛起的同時，雖然歐洲也搭上了順風車，但歐洲模式與英美模式逐漸分道揚鑣。

盎格魯圈，尤其是美國，至今仍然存有生機勃勃的「宗教自由市場」，這在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中是罕見的，因此美國人相信「美國例外論」。正如十九世紀中葉訪問美國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觀察到的那樣：「宗教是美國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因為它是自由和道德兩者的先決條件——從而也是共和政府本身的先決條件。」

與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所主導的「人間正道」背道而馳的，是歐洲（西方）的幾種近代化的「歧途」。本書的中卷，即細細梳理這幾種失敗的或遭遇重挫的現代化模式：「一個教宗、一個世界」的天主教路徑和拉丁路徑（梵蒂岡、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還可以包括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國家）；鎮壓胡格諾派新教徒之後，卻又擁抱啟蒙主義和暴力革命，將理性、革命和人自身當作「新宗教」、「新偶像」的法國路徑。

路德改革留下嚴重缺陷、從浪漫主義走向民族主義再走向法西斯主義的德國路徑；神秘主義的東正教、專制的斯拉夫主義反激出極權的列寧－史達林主義的俄國路徑；以及只完成半截子「脫亞入歐」、只要西方的「政經」不要西方的「教」的日本路徑……在宗教信仰層面，他們固守天主教、東正教或東方宗教之傳統，而這些傳統又很難實現現代轉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他們逐漸喪失了原有的宗教信仰而走向無神論、唯物主義乃至虛無主義。

迥異於英美模式，歐洲的拉丁路徑、法國路徑和德國路徑在二戰後逐漸變得殊途同歸，於是產生了「統一歐洲」的烏托邦理想——這個理想跟英美的普通法傳統和清教徒精神格格不入。重量級的反歐洲派領袖、英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家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指出：

法國總統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曾荒唐地將起草《歐盟憲法條約》稱作「我們的費城時刻」，他卻故意忽視《美國憲法》與《歐盟憲法條約》之間的根本性差異：前者是莊嚴地向國人承諾「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後者則在保證歐洲人的「罷工、免費醫療和適足住房權」。（註3）

歐美憲法性文件的承諾內容的重大差異背後，還有更大的、源頭性的差異：人權是人自己所賦予，還是上帝所賦予？價值的來源是人的理性，還是上帝？歐洲跟英美的距離，比希臘跟耶路撒冷的距離還遠。怎麼能夠拿《金瓶梅》當作《紅樓夢》呢？出埃及之後難道就要上梁山嗎？

一九八八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了一篇對歐洲主義具有顛覆性的演講，她提醒西歐國家應當從東歐鄰居那裡吸取慘痛教訓：

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許多像蘇聯這樣的國家曾經試圖由中央統管一切，現在它們都已意識到成功依賴於分權和分散決策。但是現在，一些歐共體成員國卻反其道而行之。歐洲的邊界豎立起來，而且還出現一個新的歐洲超級大國，正在從布魯塞爾對我們發號施令。（註4）

柴契爾夫人未能阻擋歐洲一體化的潮流。在其執政之前，英國即於一九七三年加入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前身），此後四十七年，歐洲主義一步步地腐蝕英國憲制及背後的觀念秩序，英國傷痕累累、面目全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國終於成功脫歐，找回了失落的自己，並回到以英美聯盟為首要外交關係的「大西洋主義」。

左派的觀念秩序讓歐洲的精神傳統千瘡百孔。大量伊斯蘭移民和非基督教文化的移民的湧入更讓歐洲的基督教根基搖搖欲墜。

更為怪異的是，為了「歐洲」這個實體的建立，在歐洲源遠流長的反美主義持續高漲，正好拿來充當凝結劑，美國學者安德烈・馬克維茨（Andrei S. Markovits）諷刺說：「至於要拿什麼東西將瑞士人與希臘人或西班牙人與芬蘭人結合起來——尤其重要的是感情與認同的層面——雖然還不清楚，但他們好歹都具備了一種共同的向心力：大家都不是美國人。」（註5）

法國外長休伯特・韋德里納（Hubert Védrine）抨擊美國是個「超強」，需要有一個「非美國的」歐洲——顯然是由法國牽頭——將之拉下馬來。

歐洲挑戰美國的號角鎖定在美國所引發的一些惡疾：「極端自由的市場經濟、視國家如無物、非共和的個人主義、自以為美國是全球不可或缺的角色並予以強化、習慣法、唯英語獨尊、獨鍾新教而輕天主教觀念。」但是，法國及歐洲，真的尊重天主教觀念嗎？他們自己對天主教及其觀念的破壞和顛覆，遠遠大於英美新教的反對。

不過，韋德里納所揭示的各點，無異於「歐洲的好與美國的壞」之間的一場「文化鬥爭」（實際上恰恰相反）。「文化鬥爭」（Kulturkampf）一詞正是德國知識界與文化界向美國開戰時常用的口號。德國導演彼得・查德可（Peter Zadek）說：「文化鬥爭？算我一份，我討厭死美國了。」由此可見，西方文明內部的分裂，是英美與歐陸的分裂，是新教與天主教的分裂，也是基督教與無神論（世俗主義、諾斯替式的現代主義）的分裂。

在反美主義的意義上，「歐洲國」的誕生似乎不以歐盟的建立為標誌。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五日，歐洲各大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示威。許多歐洲知識分子宣稱，有朝一日，歷史學家會把這一天視為歐洲統一的誕生日。

法國前財政部長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聲稱：「有一個國家在街頭誕生了，這個國家就是歐洲國。」這個國家之開始萌芽，唯一的共同訴求就是抵制美國。在美國與歐洲之間有一條鴻溝，是某種更深、更無法妥協的東西，是屬於價值、認同、本質方面的。（註6）然而，這個驕傲的法國人和歐洲人大概忘記了，是誰將法國和歐洲從納粹德國的鐵蹄下解放出來的。

反美主義並不能成為讓「歐洲國」可以安身立命、繁榮富強的意識形態。二〇一七年十月七日，十位歐洲保守派知識分子針對當下歐洲的重大危機，發表了一份題為《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的聲明（巴黎聲明）。他們看到了「在幻相、自欺與意識形態扭曲中，歐洲正在把自身的文明遺產揮霍殆盡」的嚴峻情形，挺身捍衛「真正的歐洲」（the true Europe）：「真實的歐洲曾經以基督教為標記。基督教會普世的精神帝國在沒有援引政治帝國的協助下，為歐洲提供了文化上的統一性。這一點使得一種特殊的公民忠誠得以在共同的歐洲文化中生長壯大。」（註7）

這十位保守派知識分子領袖為復興歐洲的基督教文明大聲疾呼，他們反對歐盟的去基督教化趨向，認為沒有基督教的統一的歐洲只剩下「一個金錢和法律的帝國」和「人造的沒有靈魂的團結」。他們盼望尊重並振興基督教，歐洲才有美好的未來：

基督教根基滋養著歐洲。真正的歐洲肯定每一個個體的平等尊嚴，無論性別、等級或是種族。這也是從我們基督教的根基中生長出來的。我們的紳士德性是一項明確無誤的基督教遺產：公正、憐憫、仁慈、寬容、和解、仁愛。基督教徹底變革了男女間的關係、珍視愛情以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保持相互的忠誠。

婚姻的紐帶讓男人和女人都能在交流中共同成長。我們所作的大部分犧牲都是為了我們的伴侶和孩子。這種自我奉獻的精神也是另一項由基督教獻給我們所鍾愛的歐洲的遺產。（註8）

他們看到基督教的衰亡意味著歐洲的衰亡這一事實，而大部分歐洲人顏面不顧。毫無疑問，教會的衰敗，接下來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瓦解，以及國家和民族層面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沒落——二十世紀以來歐洲的發展軌跡就是如此。

註釋

  • 註1：拉塞爾・柯克：《美國秩序的根基》，（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頁135。
  • 註2：莫德利指出：「其做法使人們對航母的作戰能力和作戰安全產生了疑慮，這可能給我們的敵方壯膽、讓他們從中獲益。我們必須確保我們可以依賴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在各地的指揮官能做出正確和專業的判斷、並沉著地領導軍隊。對西太平洋地區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黎堡：〈海軍高官：解職航母艦長、避免敵方錯判美軍實力〉，美國之音中文網。
  • 註3：丹尼爾・漢南：《自由的根基：我們現代世界的由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頁373。
  • 註4：瑪格麗特・柴契爾：《唐寧街歲月》（下），（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頁680。
  • 註5：安德列・馬克維茨：《歐洲的反美主義：從菁英的蔑視轉為政治力量》，哈貝馬斯（Habermas）等：《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頁234。
  • 註6：安德列・馬克維茨：《歐洲的反美主義：從菁英的蔑視轉為政治力量》，哈貝馬斯（Habermas）等：《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頁230-231。
  • 註7：十位簽署者包括：Phillipe Bénéton：法國政治理論家，雷恩大學和天主教高等研究院教授，講授馬基雅維利、莫爾、伊拉斯謨等經典作家，著有《西方道德的敗壞》；Rémi Brague：法國哲學史家，精通古希臘哲學和中世紀阿拉伯、猶太與基督教思想史，索邦大學教授，法蘭西學院院士，著有《人的統治：現代方案的起源與挫敗》等；Chantal Delsol：法國哲學家、小說家，隸屬馬克斯・韋伯學脈，馬恩－拉瓦雷大學教授，「漢娜・鄂蘭研究院」創辦人，代表作《民粹主義：對不可辯護者的辯護》、《不正義的正義：駁國際法的暴政》；Roman Joch：捷克保守派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布拉格「公民研究院」執行主任；Lánczi András：匈牙利政治哲學家，考文紐斯大學教授，著作論題涉及政治智識、列奧・施特勞斯思想等，在復興匈牙利與歐洲保守政治思想方面貢獻甚巨；Ryszard Legutko：波蘭哲學家與政治家，傑格隆尼大學古代哲學與政治理論教授，波蘭政治哲學研究中心創辦人，曾任波蘭教育部長和外交部長，精研柏拉圖對話，最新作品《民主中的惡魔：自由社會中的極權主義誘惑》；Roger Scruton：英國政治哲學家、作家，保守學刊The Salisbury Review主編，執教於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與聖安德魯斯大學，代表作《保守主義的意義》；Robert Spaemann：德國天主教哲學家，「里特爾學派」成員，精研基督教倫理，最新作品《盧梭：人與公民，現代人的悖境》；Bart Jan Spruyt：尼德蘭歷史學家、作家、保守主義思想領袖，鹿特丹自由大學教授，「艾德蒙・伯克基金會」創始人，代表作《保衛西方：新保守主義與對新邱吉爾的持續需求》；Matthias Storme：比利時律師、學者與保守派哲學家，魯汶大學教授。
  • 註8：歐洲保守派知識分子巴黎發表聲明〈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彭湃新聞網。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清教秩序五百年》（大光：第一卷），八旗出版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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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大革命、大變局
從歐洲到新世界，再到華夏大陸，清教徒締造了現代世界的形成！
清教徒不只信仰虔誠，更富於創新與反抗，更善於組織社區、建立社會，
契約精神、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皆來自於清教徒追求自由的歷史！
不了解清教徒文化，就無法真正了解歷史的變化與文明秩序的核心價值！

★★華語世界第一部綜論清教徒歷史及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宏觀史著★★
★★深入分析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何影響近代世界歷史發展★★

余杰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