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中斷》：災難中的日本，似乎比災難本身更受到世人注目

文：阿潑

災難與媒體

2011年3月11日下午2點46分的那場天搖地動，很快地攻占各個新聞頻道：屋內物品摔落、街道上人們倉皇走避、腿軟且站不起來、馬路上的車子左移右擺、路面甚至崩裂開來……每個鏡頭都傳達了地震的威力。

因為政治資金醜聞，這個國家的領導階層當時都在參議院決算委員會接受質詢。在野黨不斷要求首相菅直人下台負責，菅直人百般辯解，試圖從風暴中脫身。強震就在自民黨質詢告一段落後戲劇性地登場，驚得現場騷動不斷。許多議員反射性地往桌下躲，菅直人則抓住扶手，直愣愣地盯著會場頂棚的吊燈。

就在菅直人離開議場準備召開內閣緊急會議時，自衛隊早已經整裝待命。日本自衛隊的救災職責起於1957年，但因相關規定繁瑣，自衛隊在救災之中的角色並不突出──1995年阪神地震發生時，自衛隊救援部隊遲至7小時後，帶著鐵鍬徒步進入救災現場，這等怠慢曾受到輿論痛批，《自衛隊法》自此遭到修訂，明列自衛隊應主動救災，強化人員訓練及資源配置，並將救災能量具體告知災害對策本部。

準備出動的救災人員很快發現，這場災難遠超過想像：大水灌進城鎮的畫面也跟著在社群網站上奔湧，海嘯畫面透過網路不停滾動，而另場災禍接棒而來──福島第一核電廠出現輻射外洩危機。強震、海嘯、核災等狀況接連發生，就像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樣，將日本帶入了二戰以後最大的危機之中，自衛隊成立後最大規模的行動也由此展開。

地震前還在抨擊菅直人政權的媒體旋即收起攻擊火力，將注意力轉到東北，但也沒打算放鬆對內閣的監督。畢竟，阪神地震的教訓在前，媒體很清楚，政府的應對與速度，是救災的關鍵。

3月11日下午4點47分，震後2小時，菅直人穿著灰藍色工裝出席記者會，並讓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同步」向大眾直播災情，宣稱將盡一切努力把損失降到最低。以往只有被挑選過的日本新聞俱樂部成員，才能獲准進入首相官邸採訪，外國記者總被拒於門外；但這時，駐日記者都收到外務省的特別邀請，讓他們能近距離觀察這次日本官方的危機處理。

「日本正遭逢二次大戰以來最艱困的時刻，雖然我們還在哭泣，但我們必須攜起手來，振奮精神。」透過國內外媒體，菅直人的宣示立刻傳播到全世界。這個正承受不信任案壓力的日本領導人非常清楚，唯有正面迎接挑戰，才有機會扭轉人民對他優柔寡斷、毫無魅力的評價。

這場記者會於日本向全世界發布的同時，我剛結束一個採訪工作，也從網路上看到了災難消息。當時正是傳統媒體準備召開編輯會議、決定新聞版面和走向的時間。遠在數十公里外採訪現場的我，完全可以想像此時編輯室內的喧嘩，也猜得到主管們熱鍋上跳舞的焦躁模樣，甚至能聽見那節節拔高的叫嚷，想像著那急迫中同時悶燒著的興奮。

無論個人如何悲憫蒼生、哀嘆天地無情，媒體本質終究是一匹嗜血的狼。而災難總能將狼群引到草原之上。

至少《登山者》這本小說是這麼說的──作者橫山秀夫任職媒體時，經歷當時（1985年）全世界最大的空難新聞，見證災難發生時編輯室內的景象和角力，對記者內心的幽微也有深刻體會：「火燒得並不旺，小小的，卻像足以引燃導火線的火種般，醞釀著即將產生大爆炸的前兆。」

儘管2011年與1985年的媒體條件已經不一樣，但媒體人的狼性並沒改變。眼見社群網站已經沸騰，我一邊看著垃圾、屋瓦和木屑在電腦螢幕上沖刷，一邊撥按主管的電話。就像《登山者》裡所說：「記者前進現場，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務必搶下採訪的機會，我心裡的火種已經燒得很旺。

如同預期，一種狩獵在即的氣氛從話筒那方傳來，但果斷拒絕的聲音也同時響起：「這災難不只海嘯，還有核災……。對女孩子來說太危險。不要去！」主管和上頭商量一下，否定我的提議，他們說已經派了幾個年輕男記者立刻出發東京。

《登山者》故事中的主管看著底下的記者像隻追捕獵物的獵犬，用前腳撥弄泥土時，便想著無論如何都要勒住他身上的項圈；而我，卻是被自己的性別或其他莫名的理由圈住，只能困在原地。摸了摸鼻子，我回到電腦前面，繼續當個災難閱聽人，在一節一節的報導中發呆。

駐日記者幾乎第一時間都朝災難現場前去。他們腦中已經有幾個畫面設定，構思如何拍到海嘯刷過的淒零廢墟，籌謀怎麼捕捉痛哭的表情──越是悲慘越能控訴天地不仁，也越能吸引攝影機。但獵犬們很快發現，面前的羔羊即使受傷，仍是那樣乾乾淨淨，不見一絲血痕。

屏息等待的記者們有時會在避難所裡聽到輕輕的啜泣聲，當他們尋聲而去，有時能發現了一個將毛毯緊緊蓋在自己頭上的女人。但他們看著這個不想被打擾，也不想打擾別人的災民，只能頹然地放下相機跟筆，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從這些媒體眼中傳達出去的畫面都是同樣的沉靜肅穆，就像黑白默片：沒有人爭搶便利商店的食物飲水；即使紅綠燈不起作用，駕駛仍堅守秩序；擠滿近千人的避難所內，災民排隊安靜取食，鏡頭前無一人哭號。攝影記者幾乎無法抓到日本人的悲痛神情，拍攝排隊時，拍不到他們臉上的一絲焦急；拍攝死者入殮，既無儀式，也沒有入殮師。低著頭的日本人讓他們捕捉不到任何一滴眼淚。

至於受困交通管制無法挺進災區的媒體，只能杵在停電的東京，看著無電車可搭的人群井然有序走過不見光明的街頭，而且不發一語，就像一長列的送葬隊伍那樣安靜。這不是媒體刻意選擇的畫面，社群網站上，每一個身在現場的旅人都能作證。這個城市似乎只有車站發出聲音，服務人員不斷透過廣播傳遞訊息，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只說這句話：「延誤了您的列車服務，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因為發生了一場大地震。」

災難中的日本，似乎比災難本身更受到世人注目。海嘯隔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便發表文章提醒：「請留意日本未來幾天甚至幾周的表現，我們定會受益匪淺……日本人的堅忍中，有一種高貴的勇氣，這在未來幾天將充分體現。同時，日本如織的社會結構，也將透過其堅強與韌性煥發光芒。」

紀思道其言有據。1995年，派駐日本的他剛好碰上阪神地震，鑑於前一年美國洛杉磯大地震後搶劫與動亂頻傳，他決定四處探訪，看看日本是否有同樣的情事發生。但他失望了。「神戶百姓在憂患中展現高貴情操。他們排隊等水、領取供應品，毫無推擠爭搶現象，也沒人見財起意、任意進入窗戶已破的店鋪順手牽羊。黑道甚至暫停犯罪，忙著載運糧食到災區賑濟難民，爭取到良好形象。」紀思道不信邪，繼續在街頭找可以發揮的新聞，終於找到一起腳踏車失蹤案，事後發現這車是被借去救災；他還找到一間被搶劫的便利商店，當攝影機架好，紀思道訪問遇劫感想，店主卻指著他和攝影師，大罵：「都是你們這些外國人幹的。」

「日本人常常用一個詞：我慢（忍）。英語裡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對應的詞，它有點類似於toughing it out（勇於承受、堅持到底）。這正是神戶民眾展現出的品質，他們同心同德、勇於擔當，令我敬畏。」雖然日本社會也有些欺負弱小的情事，但紀思道仍然肯定日本社會的淡定節制甚至滲入語言裡了，人們總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或者說「不要放棄」，因為自然災害被視為日本的「命運」的一部分，而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應該與之同起同落。

這樣的觀察，非紀思道獨有。長年生活在日本、熟悉日本文化的台灣記者楊明珠，看到這樣的日本，仍感到震撼，但無法耽溺在這種感動裡。災後每一秒都在變化，必須想盡辦法趕到現場。她的行李只有2台筆電、手機和4個飯糰，想了想，又從抽屜裡翻出護照。「如果東京的家被震毀，怎麼辦？」

楊明珠只能弄到往福島的機票。而福島通往仙台途中一片漆黑，彷若鬼域，直到進了仙台市區，才能見到一點點光。「斷水、斷電的環境對人造成很大的心理恐慌。」日後回憶這段經歷，她總說：「必須找到水、找到電，才有錨定的感覺。」

很幸運地，她在火車站附近發現一個慷慨提供發電機電力的店家，又找到一處能夠安頓的地下室網咖，這幾乎成了她在災區的臨時編輯室。那些日子，她發出多篇災區報導和影音新聞，當然也吃了不少冷掉的飯糰。在拮据的條件下跑新聞並不浪漫，但這種辛苦如此真實又深刻，以至於日後經過仙台，楊明珠總忍不住朝網咖方向望去。

只是，這裡並不是真正的現場。小寐後，楊明珠立刻背起相機往仙台車站走去。車站雖是關閉的，但計程車仍排成長龍，她試著招了幾次車，說要去海邊，都遭到拒絕。直到一位名叫佐藤久男的司機停在她面前，才順利成行。

「我要去氣仙沼。」楊明珠決定先往遠處去。這個位在宮城縣東北端的沿海漁港是世界聞名的魚翅產地，也是日本重要的遠洋漁業基地，但海嘯不僅摧毀絕大多數漁獲，還因油槽倒塌、油水流入海港及市區而引火延燒，整個城鎮遭到祝融掃蕩；像是燒得還不夠那樣，海水又持續將重型漁船與海邊垃圾持續推上岸，宛如加柴添薪般，使得漁業重地大火不絕，濃煙沖天。約有2萬8000人罹難或失蹤。

楊明珠向司機佐藤久男解釋：「那裡最需要媒體。」

佐藤久男卻道，仙台東南部的若林區的荒濱也很慘，全村被夷為平地，滿目瘡痍。他說，地震發生那晚，開車經過那個地區時，看到暴漲的河川裡有3人載浮載沉，他立刻跟其他人一起跳下河，將這幾個人拉上岸。其中一名男子全身溼答答，就算裹上外套毛毯，還是全身僵硬、雙手張開，因為太過恐慌，只顧著「啊啊啊」大叫，無法回神。

像這樣生死一線的經驗，楊明珠和佐藤久男拾撿了一路──往氣仙沼途中，幾個男人攔下搭便車，在車上訴說海嘯在他們身後追逐直至高地的故事；到了氣仙沼，漁產加工廠的中國女工抓著這個台灣記者嚎啕大哭，求她幫忙寫報導，「只想讓家人知道，我還活著。」她們來自遼寧，逃過一劫後，擔心的是無法聯繫上的家人，不想他們牽掛。

地震發生第5天，不論大浪或大火都已平息，抵達災區採訪也已3天的楊明珠在漁港聽到氣象廳再次發布海嘯警報時，忍不住發抖。但她最害怕的，並不是這些外在困苦，而是無法完成採訪工作。瞭解日本人壓抑性格的楊明珠，對於收容所的採訪很是擔憂，深怕自己碰壁、貼了一堆冷屁股。

第一次進入災民收容中心那天，外頭是零下3度，是雨和雪輪番上陣的惡劣天候，而沉默哀痛的避難所竟跟外頭一樣凍寒。楊明珠猜想，災民或許渴望得到些許燈油好點燃暖爐，卻沒人要求提議，就只是靜靜等著，一點聲音都沒有。觀察許久，她鼓起勇氣向一位86歲老太太搭話，對方僅以一句「我會加油的」拒絕了她。

「或許是災民已被強震、海嘯奪走一切，奪不走的就是那份保持體面的堅持。因為如此，即使難過，災民們不哭不鬧，氣氛如冰。一個婦女忍不住了，眼淚滾落，妝花了，黑色淚痕掛在臉上，有種說不上來的詭異。」她寫下這些觀察後，誠實說道自己只能靜靜凝視，無法按下快門。

她的採訪筆記充滿著這類細節：像是警員凡打撈到一具屍體，就會立刻鋪上藍色塑膠帆布遮掩；來自東京的消防隊員搜救時，堅持用手挖掘，為的是保護人命或保全遺體完整。讓逝者與生前一樣擁有尊嚴，是彼此的共識。還有女人被狗屍嚇到，卻立刻對狗敬禮致歉：「對不起，我太失禮了。」

結束當日採訪的回程中，佐藤久男突然對楊明珠表達歉意，說想繞道去認屍。海嘯後，佐藤的前妻下落不明，據說某個臨時殯儀館貼出的罹難者名單中，出現和前妻相同的名字。楊明珠跟著去了，看到許多人攜家帶眷認屍，卻無人哭泣。她隔著玻璃往裡頭窺探，看到成排的白色棺木置放其內，棺木上除了罹難者衣物，還有一小束鮮花。

遺體安置所內的資訊並不算完整，有些姓名地址詳盡，有些則因巨浪撕毀，只留一些線索供人辨認。家屬們憑著這些訊息，將可能是親人的遺體號碼抄了下來，告訴員警，在員警的陪同下，親自確認。

佐藤久男終究沒有辦法將前妻帶走。找不到遺體的他，離開臨時殯儀館的表情卻很柔和，路上，他對後座的楊明珠解釋：「那些遺體都化過妝，看起來很祥和，很漂亮，我覺得很欣慰。」看過海嘯侵襲後大車小車相疊、船隻卡車全都塞滿黑泥、樹枝和雜物慘況的楊明珠，本來難以想像遺體如何美美的，但隨即想起電影《送行者》中那讓死亡也充滿尊嚴的過程。

「為什麼認屍、抬親人棺木出來的人都不哭泣呢？」楊明珠問佐藤。

「認屍的瞬間應該都會放聲大哭，」佐藤說，「可是日本人不習慣在陌生人面前哭泣。」

楊明珠便在採訪手記中做了這個註解：「日本諺語說，花以櫻最美，人以武士為第一。武士死時要像櫻花凋謝那樣，一種瀟灑壯烈之美。」

相關書摘 ►《日常的中斷》：唐山紀念碑以「抗震」為名，就是視災難如同敵人

書籍介紹

《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八旗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阿潑

當日常變成無常，探尋生命存在的意義成了斷垣殘壁中最重要的價值。阿潑帶著自身的九二一經驗，以及「阪神震災紀念」的偶遇，以記者筆法，兼容人類學家的觀察，完成書寫軸幅跨越東亞、二十一世紀初最為世人熟知的三大天災──南亞大海嘯、四川大地震、三一一海嘯──其災後重建的難處、倖存者們的故事，以及最重要的探究「改變」與「信仰／信念」之間的關係。

三一一海嘯事發三個月後，她以記者身分訪談壓抑情緒表達的災民，儘管日本東北滿目瘡痍，災民仍在淒風苦雨的氛圍裡相信活著便有意義。汶川震後半年，中國對四川災區的重建在世人目光中大刀闊斧展開，她以志工身分走入災區，與災民因長時間相處而有更深的互動；她記錄災民對政府發放物資與援助，從期待到失落、再從憤慨到自立圖強的過程，他們從天災中學到的領悟是，日子終究得過、天助人助不如自助。南亞海嘯的九周年紀念日，阿潑以人類學家的角度回溯重構印尼亞齊人與天災、人為內戰、信仰之間的關係，侃侃而談的災民深信海嘯的存在、自己的存活，都是神的旨意。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