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中國官方最熱鬧的一件事就是高調紀念鄧小平誕辰120周年，民間也有些文章解題發揮，回憶，懷戀，希望回到過去稍寬鬆些的環境。但整體上，社會似乎是冷漠以對，無感，譏諷，同時，有些人則是熱衷關於習的種種傳聞；一種普遍的迷茫，無力，甚至是絕望的氛圍在彌漫，除了些指鹿為馬，厚顏無恥的御用「學者」文人依舊在那裡為領袖與中國的前景大唱贊歌，人們其實明白，中國已經陷入困境，而這首先是與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執政路線陷入困境有關的。
毛做錯了什麼，鄧做對了什麼
十多年前，經對習近平執政一年的觀察，筆者在一篇題為「危險的政左經右——談近來中共的執政取向」 （2013年9月）的評論文章中斷定，如果習想搞些「政左經右「（那時經濟上提出讓市場倒逼政府，國家退出不該佔有的領域，給民企更大自由，上海自貿區出台，政治上卻開始收緊言論，批憲政，推崇毛……），只能證明「他對現代文明的本質毫無體認，本質上是毛精神上的傳人；也就很難指望他主導的改革從根本上能很好地解決中國這個時代的課題」。稍後，又在幾篇文章裡對習近平的執政做出如下歸納：他試圖「以毛糾鄧，毛鄧兼用，毛鄧互補，打通毛鄧」，推行一種「新毛主義的執政路線」，最終成就自己的政治路線與歷史地位；但筆者當時也明確預言說，這注定會失敗。
其實，道理也非常簡單：毛的政治是不給人們自由的政治；鄧的路線是給人們部分自由；毛的政治造成的災難肇因於此，鄧路線的成與敗也是由此而來──成，是因為人們獲取了部分自由，經濟得以發展，社會開始活躍； 敗，是因此種改革，人們缺乏公民的完整權利，權力得不到監督，法治不得彰顯，新聞沒有自由，腐敗必猖獗，發展定扭曲，從而吞噬發展的果實。如果要改變這種狀態，就需要跳出鄧的模式，用全面改革來糾正不完整改革帶來的問題，而不能用改革前的方式解決改革帶來的問題；用毛限制人們自由的方式來修補自由不完整帶來的問題，如此，最後只能是將即便是由這不完整自由帶來的某些成果也毀掉。
歷來，中共的領導人都有一種工具性利用前人思想與政治權威的習慣， 從毛到鄧再到習皆是如此。毛工具性地使用馬克思主義奪權，用一套從列寧、斯大林那裡借來的現代術語、組織方式，以革命、階級鬥爭、歷史規律來修飾論證其本質是造反、打江山的事業；混雜著民族主義訴求，以洪秀全般扭曲俗用基督教的方式利用帶宗教色彩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摻拌中國民間宗教傳統，打造社會與政治動員的精神資源，一切以奪權，贏得權力為目的。只是獨掌大權後，那種現實工具主義相當大一部分逐漸被一種獨裁者常因權力不受限制所衍生的虛狂烏托邦想象所替代，對社會進行某種激進改造，絕對地限制人們的自由，造成天怒人怨，災禍連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