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在一九九○年八月至一九九一年二月的波斯灣戰爭（Gulf War）中，美國大勝伊拉克，將其驅逐出科威特，並將其力量削減到鄰國伊朗可以抗衡的水準。美國的軍事聲望上升至全球歷史最高點。高科技美軍在伊拉克戰場的表現讓解放軍意識到他們的能力與大國相比之下顯得多麼落後，促使解放軍發展理論並重整自己，以達致所謂的「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winning informationized local wars），同時擴大引進先進軍事技術。
指揮階層中的意識形態及排斥現象
柯林頓在競選時強烈抨擊那些被他譴責為「北京屠夫」的人們，當他成為總統後，他要求中國改善人權問題，否則無法享有外交政策合作與最惠國待遇。這項政策象徵與《上海公報》所開始的意識形態休戰的斷裂。在沒有戰略共識且所有軍事往來都終止之下的美中關係，雖然兩國企業業務蓬勃發展、經濟相互依賴，但彼此在政治上的疏離卻與日俱增。美中不再友好協作，轉為交易關係，在日益加劇的戒心與不信任的氣氛中繼續合作。
「銀河號事件」具體體現了美中之間的猜忌還有雙方對彼此的不信任：華府方面由於錯誤的情報，下令美國海軍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中國貨櫃船「銀河號」，聲稱該船向伊朗運送化學武器原料，但中國政府最高層予以否認。此事件的報告說明，美國承認「銀河號」上並未運載化學武器材料，但拒絕道歉，因為美國是根據情報，懷持善意行事。這種高壓手段令中國領導層感到羞辱，也損害了他們與美國非軍事合作的前景。
從柯林頓政府上台伊始，美國財政部、商務部及國防部，私下便一直對用奠基於經濟施壓、公開譴責、政治性排除的方法來促進人權一事，抱持懷疑的態度，擔心這種方法不僅不會成功，而且可能妨礙與中國在其職權範圍內各種事務的合作。鑑於中國堅持自己立場、拒絕美國的要求，這種猜疑似乎得到了證實。為使政策成功，白宮及國務院不情願地屈服於國防部的主張，重新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接觸，希望以此削減中國軍方對美國要求的反對。
恢復對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初，我作為國防部國防部助理部長，前往北京，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副部長徐惠滋（1932-2005）中將、國防部長遲浩田（1929-）、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及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1939-2022）進行為期兩天的緊張會議。我不接受中方指責美國要對雙邊軍事關係破裂負責任的說法，並堅持雙方要共同承擔修復關係的責任。我反駁了中國就美國對臺軍售的批評，闡明這些武器令臺北有信心開始與北京進行政治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