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該幹些什麼

【推薦序】殺與逃的雙股螺旋    丁允恭

開始
前奏
準備
行動
實施
逃亡Ⅰ
逃亡Ⅱ
逃亡Ⅲ
結束
審訊
遊戲
坐監
判決
上訴
庭辯
告白

【後記】一個作者，還是一個正義的作者  

推薦序

殺與逃的雙股螺旋            
丁允恭（高雄市新聞局局長、作家）

　　關於這本書，首先，我們要談的，當然就是「殺人」。

　　阿乙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於是，我們要問：那Meursault（編按）走了以後又怎樣？

　　那是《異鄉人》裡面，在母親的喪禮之後、焦燥乾渴的刺眼日光之中，因為輕率的誤解而殺死了阿拉伯人的男子。後來我們都知道了，他百無聊賴，他麻木不仁，對一切都滿不在乎，連辯解都不屑為之，所以自構了荒謬的末路。存在主義的年代，不為了什麼而做些什麼，意義的一再削減，終至虛無；這虛無也成為一面鏡子，反身看到無所依附的自己，成了一代文青的流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而在開放槍枝持有的美國州份、一次次的校園槍擊事件後，在貼上御宅標籤的秋葉原隨機刺殺事件後，當然，也在台北捷運令人悲傷的殺人事件之後，關於種種的「無意義殺人」，全都因為難以理解，而被反覆討論著。

　　異鄉人裡頭這樣高蹈的哲學，抽象的關於存在的反省，卻沒有辦法滿足我們對於每一個具體殺人案件裡面，種種庸俗而真摯的好奇心。

　　Meursault縱然無賴，卻也稱不上可惡，關於那些真切地可惡著的人們，又或者所有那些擁有著「汪洋大的殺意、鼻屎大的動機」的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對於這些無意義的殺人，我們還需要更現世的說法。

　　於是，我們有車載斗量的通俗犯罪小說，也有像村上龍的《寂寞國的殺人》這樣的社會評論；也於是，阿乙在目睹了學生殺人的社會事件以後，寫出了這本《下面，我該幹些什麼？》。

　　就殺人者的主觀意志而言，「殺人」常常是他們與世界對話的手段，可是在無意義殺人的情境下，殺人作為一種說話，通常是沒有對話基礎的對話。沒有對話基礎，我們又如何談論下去呢？

　　我們的社會，習慣於簡單的答案，與複雜的儀式，對於這些殺人事件，我們往往以死刑等手段作為回應，然而對於並不畏懼死亡的人，這樣的回話往往只能讓他們冷笑，甚至對他們的惡我們也無從真正懲罰。這種無奈的情境，或許只好交給小說家以細緻的筆法來摸索，找出真實對話的稀少可能出來。

　　迥異於Meursault的漠然，阿乙的兇手充滿了獨白，然而這樣的獨白，雖然對於真實事件中那些謀殺者的模擬未必精準，卻是跟讀者最交心的對話。

　　在殺人以外，就是「逃亡」。

　　花了生平裡面許多時間擔任犯罪追獵者 ── 警察的阿乙，決定採取被狩獵者的視角，展開一場逃亡之旅，也讓「逃亡」成為無意義殺人的意義所在，讓主角從殺人者的狩獵角色，轉置為被追捕的獵物角色。

　　逃亡本身就「不是」什麼，而並非「是」什麼。一場逃亡，就像是一隻不斷掙脫著自己舊皮的毒蛇一般，把過去所有拋諸腦後。「逃」也是常見的主動機，隨著情節的發展，它構成了一部公路電影，或甚至是一場RPG遊戲，不論基於道德感受使我們對逃亡者多麼厭惡，我們卻也不得不對他做出投射與同情，也讓整個閱讀的過程成為兇手的從犯。在逃亡的過程中間，載荷了沿途的風景，也豐富化整個蒼白的犯罪故事，更因為拉長展延的時間軸，讓一切有機會在敘事中被反芻消化。

　　在阿乙的手下，逃亡本身也是匪徒對警察、對政府，乃至於整個體制的嘲笑方式，更與「殺人」所構成的挑戰互為呼應。逃亡的成功，讓體制自己所號稱的效能，因為本身的臃腫龐大，或是年久失修，而完全失靈故障。然而在這淺層的譬喻之下，更是挑戰一整個使我們感到安逸釋然的社會系統，原來所有那些我們以為足以保護我們的機制並不可靠，當然他們日常如同匪徒一般的行徑就更不在話下。

　　就在殺人與逃亡之間，交雜出這部作品的雙股螺旋，敘事在其中纏繞向前。我們小說的主人翁，透過冷血無恥的殺人，與大逃亡歷程的構思與實行，也幾幾乎就要反向地英雄化了起來。我們不禁也會猜測，或許這也是阿乙對自己未必情願的警察生涯，一種漫不在乎的嘲笑？

　　然而或許是對更多事物一種更為廣泛的巨大嘲笑。

後記

一個作者，還是一個正義的作者
阿乙

　　現在回想這篇小說的寫作歷程，有如夢魘。它作為欲望的斑點，誕生於二○○六年夏，我看到一則簡短報導：一位年輕人殺死同學，沒人能找到他的殺人動機。當時我和文學的關係很簡單，只是一個普通讀者。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過，料想這報導也如此。但在幾個月之後，我發現它自行變大，成了一個可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裝載著對它的龐大理解和無窮編造，就像背負重物。二○○七年春節，我沒有回鄉過年，試圖將它產下來，但只寫出十五節。當年五一，續寫兩節，國慶時又加了一節，但被迫停手。因為寫作間隔時間太長，文本前後掣肘，互相矛盾，而詞句也因時間將盡而顯得倉促淩亂。當時它叫《殺人的人》，有八萬字左右，計畫總長度為二十四萬字。因為這個，後來我只敢寫短篇。一些人還以為這是一種文學上的自覺選擇。

　　我差不多忘了它。直到二○一○年，在倒騰櫥櫃時看見材料，才想起還有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盡力搜集資料，如何曠日持久推算，如何試圖去法庭旁聽，如何鑽研卡繆、杜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這些狂熱的準備，以及它的草草收場，便被一種恥辱感緊緊包圍，就像一個窮人生不起孩子。

　　我想從頭來過，而生活中別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軌道運行過來，擠成一團。在祖母下葬的同時，我按照父親要求，購買新房，準備結婚。而因為寫作所帶來的對生活的敵意，我與女友的關係其實已走到盡頭。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著世界盃報導的加班表，哀楚欲死，感覺就像游泳好手要將自己溺斃，「好，我陪你們去生活，陪你們買房、結婚、加班。」我像困獸憤怒行走，最終做出的卻是相反的選擇。今天看來，這個選擇沒有辜負我，但相比《月亮與六便士》裡的思特里克蘭德，以及不少狂熱的朋友，我還是缺少出格的勇氣。他們都曾為創造的理想辭職，而我只是命令自己無論如何也要開始。我容易在妥協狀態裡生存。我在開始時打上這天的記號，後來才知在四年前，同樣是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驅使，舉起屠刀。這是一種可怕的巧合。
　　
　　最終因為我的專橫霸道，我和女友分手，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床上班，傍晚八點多回家，我總是試圖在網站工作中保護住精力，但每次回來都氣息奄奄，一個字也寫不動。然後我等週末。在週六，我會因為要找到續寫感覺而苦苦推敲，因此最終只剩下周日能暢快地寫幾千字。在這過程中，平均每三天，父親都打電話來，以商量的口吻問：「找女朋友沒有？」我每次都心藏怒火。我想說：「正因為你想讓我結婚，我有了一間房子；正因為要還月供，我不敢輕易辭職、跳槽；正因為這狗日的工作，我每天被消耗一空。」

　　有一天接過父親電話後，我翻開電話簿，找到一個自認妥當的人，發短信：我喜歡你。她和我進行了接觸，但是猶疑。對女人來說，這種緊迫的求愛不但值得懷疑，還值得鄙視。在見到她後我笨手笨腳地抱她，被掙脫開，這事情就完了。後來父親問我如何，我說高攀不起。聽得出來他很悲哀。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篇薄薄的小說終於修改完畢。當時是下午，窗外鋪陳死氣沉沉的建築物、冰塊、樹和時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傷應該從哪裡來。我有一個朋友在寫完長篇後嚎啕大哭，我覺得我也應該這樣，但一直沒等來。我對自己很失望。當夜我失眠，恐懼像大風不停颳進空洞。我害怕這一切都是在做無用功。

　　後來我出門去談戀愛，換了兩次工作，並還清欠義人的房款。

　　這篇小說標題（原名）為〈貓和老鼠〉，偏近於對故事的解釋，喻示的是互動關係中的位置與使命，一個窮凶極惡地追，一個沒日沒夜地逃。小說的主人公在被無聊完全侵蝕後，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殺人，試圖贏得被追捕所帶來的充實。想一想這場景：就是要睡了，也要在指間夾一根燃燒的香煙，好在煙頭燒到皮膚時醒來，繼續逃命。（而「該幹些什麼」偏近於對一種狀態的解釋，偏近於象徵）。小說可用一句話概括：因為太無聊，並無法依靠自己解決這種無聊，主人公決定犯罪，與員警玩你追我趕的遊戲。它取材於新世紀後發生的一起真實案件，在闡述犯罪動機時，當事人神神叨叨，看起來像是用瘋子的語言與外界交流。直到死刑執行，真相也沒出來。但他成為一隻籮筐，將很多專家、媒體、讀者的解釋都裝了進去，他們為著維護自己的利益、職責、良心還有可能是粗淺的見識，將他解釋成他們想像中的樣子，或者說是想要的樣子。我在其中之列。我想他就是因為無聊。

　　我想提醒一下，這裡所說的無聊是個重要問題，是每個人都可能遭遇的問題，而不是我們對別人的街談巷議（不是一種吊兒郎當）。它甚至可以被解釋為無助。如果有上帝，那麼它也應該成為上帝同情的一種遭遇。

　　我將他設置為一個純粹的人。就像電影《計程車司機》裡的特拉維夫，他的子彈注定要射出，至於射死的是總統候選人還是黑社會，他並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彈射出。他並沒有先天的善惡動機，只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殺死總統候選人而可以擊斃黑社會成員，因此被捧為城市英雄。

　　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動為世人不齒，他們集體呼喊：
　　殺死他！
　　殺死他！殺死他！
　　殺死他！殺死他！殺死他！

　　在原初的動機上，我的主人公一心只想著「如何充實」，殺人只是這一動機的外延。我著重探究的是這一動機。從動機上看他和過去的我並無區別，很多年我都渾渾噩噩，無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戰。只是我止於語言，而這個主人公卻付諸行動。他設想過頻繁地做好事，好讓受恩人去搜尋他，但他想這樣的搜尋注定鬆弛、鬆散，從技術上並不能使他充實。因此他去當了惡棍。在殺那個漂亮、善良、充滿才藝的女孩時，他考慮的也是技術，因為殺掉一個完美的人，會激怒整個社會，進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寫作時我很平靜。我從來不讚美也不認同這種行為，但也沒有急不可耐或先入為主地對它進行審判。因為一個作者一旦將自己設置為正義的化身，他的立場便可能偏頗，思想便可能空洞，說教便可能膚淺，所揭示的也可能為人們所麻木。在這方面，我遵循卡繆的原則，像冰塊一樣，忠實、誠懇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無論光芒來自上帝還是魔鬼。

　　但最終我還是害怕，因為書寫這種罕見的罪惡，就像揭開一個魔盒的蓋子。我在小說中讓檢察官說，這種僅僅因為無聊而殺人的行為，它不可預測，使人膽寒，性質早已超越殺人放火、強姦拐賣，攻擊的是我們整個制度、傳統，以及賴以活下去的信念。

　　因為這種創造的害怕——我創造了一個純粹的惡棍——最終我抹去他的名字。一本小說有主人公卻沒有名字，因此討論起來就不方便。我既想你們看見作品，又想你們忘記它。

　　因為將自己太多的觀點投入到這個年輕的主人公身上，讓他演說出來，有不少人批評。認為一個二十歲不到的人說出三四十歲的人的話不妥帖。我認同這點。現在也很後悔。書出版後有幾起青少年的案件發生（最近的是紅領巾案），有好些記者和讀者在網路上tag我，說這就是《下面，我該幹些什麼》的現實版，認為我預言了某種現象。我什麼也沒預言，我取材的也是一件真實案件，我不可能去預言我所取材的那件案子。而這些後發的案子也教育了我，我想我對他們的理解越來越多，可惜當時我已經自以為是地寫了出來。

　　我到現在還很好奇，當初那個殺人者，他為什麼殺人，到底為了什麼。

　　他什麼也沒說，只是留給我們一些支離破碎的密碼。現在我認為他也是在心智不成熟的情況下設定這個密碼的。就像我們隨便捉弄人，隨便拋出一個謎面，讓人苦苦地猜，而實情是什麼謎底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