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1998排华暴乱周年：海外印尼华人的历史创伤与身份认同

1998年5月印尼发生排华暴乱过后，许多饱受惊吓的当地华人决计移民海外。然而，也有人多年后选择搬回印尼。不过，多数离开的华人依然留在异国，这些人的后代被一些人称为“迷失的一代”。

回首过往，移民海外的印尼华人现在如何诠释那场骚乱和此后的改革呢?

和许多在美国上小学的学生一样，陈福锴（Christopher Wibisono Tan）在小学六年级时，也要在课堂上完成一份“家族史”的报告作业。但班上只有他的家族有这么一段悲惨的故事：1998年5月，他们的住家被攻击焚毁，家人随后移居到美国，他叔叔居住的国度。

“我的老师比同学更感震惊。下课后问了我很多问题。”陈福锴告诉BBC。

排华暴乱发生时，陈福锴才刚出生50天。5月13日，他们位于首都雅加达北部富人区的泛滨美丽湖(Pantai Indah Kapuk) 别墅，遭到暴徒纵火焚毁。

房子属于经济学家暨印尼企业数据中心(PDBI)创办人、2021年过世的黄建国（Christianto Wibisono）所有。他的长女、陈福锴的妈妈黄茉莉（Jasmine Wibisono）带着陈福锴和哥哥逃生，之后黄建国家族也都多半移民到美国。

时至今日，近26年过去，陈福锴刚从美国维吉尼亚邦联大学医学院毕业。他已故祖父过去在印尼是苏哈托政府的批判者，祖父生前也是按父亲的愿望先修读医学，后来才投身于政治和社会公义工作。

身为在美长大的印尼华裔后代，陈福锴向BBC强调自己感到自己有三重交织的身份认同：印尼人、华人和美国人。“我不觉得自己有身分认同的危机，但我也不认为自己完全融入任何一个群体。”只会讲一点点印尼语的陈先生说。

陈福锴坦承此前从未有人请他公开谈论排华骚乱的话题：“作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并在国外长大的人，或许我能提供一个新的观点。”

死亡威胁

1998年暴动发生时，黄茉莉和家人被要求撤离到一座高尔夫球场，因为他们的房子已经毁了。不过，黄茉莉向BBC解释，当年排华暴动事件还不是他们家人决定出国的导火线。暴乱后她开始收到的死亡威胁，才是他们离开印尼的主因。她说，当时有人开始写信威胁他们一家人。信件说：“下次就会砍断你们全家的头，毁掉你们全家。”

黄茉莉还表示，在抵达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之前，她们不得不在新加坡等地搬了11次家。她的妹妹黄珍珠（Astrid Wibisono）当时正好在美国留学，焦急地等待着家人消息。而且当年还没有脸书等社交媒体，甚至没有手机，她万分着急。

抵美之后，黄茉莉除了照顾两个孩子之外，还做过自由撰稿，在梅西百货公司工作，最后从事了自己感兴趣的活动策划，至今20年了。黄女士坦承，“印尼是我的第二个家，美国现在是我的家。这是一个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我安全感的国家。”

妹妹黄珍珠则说，侄儿陈福锴自小就移民美国，所以后者是他唯一知道的国家。她认为，像侄儿这样选择离开印尼华人的后代，其实就是“离开的一代”。黄珍珠认为，印尼政府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比如在教育领域改革提及1998年这样的黑暗历史，也在学校课程中讨论和反思， 从而重塑公民对国家之信任。

国家认同

许多同样在1998年后移居海外的印尼华人，则不大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

印尼华人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叶展德（Candra Jap）就向BBC强调，当年的悲剧留下了很深的创伤，让他们再也不愿谈话过往：“另一方面，到现在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责任归属！”至于对于像陈福锴这样的后代，叶展德认为他们是只知道“成长国家才是家”的这一代人，而“他们试图抹去痛苦的创伤， 直到不再想记起印尼”。

玛丽莎（Marissa，化名）清楚地记得，1998年5月她家附近出现的横幅上写着“印尼土地是印尼人的”。当年她只有11岁，家人被迫逃到位于西爪哇，他们工人的老家。现在，38岁的玛丽莎与美国公民丈夫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在中国杭州。他们计划之后搬去台湾。

玛丽莎向BBC坦言，离开印尼是因为她觉得待在印尼“不对劲”。尤其是因为“华裔印尼人和印尼人之间存在着疏离”。

“作为华裔印尼人后代，我们在家被教导印尼人和我们华裔是不同的人……这就是来自我们家族的洗脑！”她说自己不同意这种差异。

根据玛丽莎的观察，即使生活在中国，也仍有来自印尼的朋友一旦涉及这个问题， 立即就会指责土生土长的印尼人是排华问题的元凶：“我认为98年发生的一切，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

98年的排华暴动意味着什么?

印尼独立智库根塔拉研究所（Gentala Institute）传播与战略研究所长陈姝伶（Christine Susanna Tjhin）告诉BBC，1998年5月暴动对印尼社会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陈女士称：当时政府进入苏哈托发起的“新秩序”政治运动，却以最坏的方式失败了。这对印尼的多元化和族群问题造成负面影响。但也是因为这场暴动，相关的改革被下一届政府启动了。

（编者按：“新秩序”是印尼前领导人苏哈托在1966年掌权后，为与前任总统提倡的“旧秩序”政治运动有所区别而使用的政治词汇。）

陈姝伶向记者解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暴乱过后的印尼政府以一种补救的方式，来弥补对华人的罪疚感。

陈姝伶指出，1998年的暴动确实是改善印尼种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泡制“新秩序”运动的苏哈托被推翻之后，新政府开始采取纠正行动，消除自新秩序时代以来针对华人公民的歧视性法规。其中包括修订公民法、取消禁止庆祝农历新年的禁令，取消禁止使用“华人”一词等。“这一全面的改革背后是一种努力，旨在改善印尼的多元化管理，特别是关于族裔关系。”

陈姝伶的房子在1998年也是暴徒投掷石头的目标， 这让她当时选择逃往澳洲。那时，印尼作为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已深植在她心中。后来她又决定回到印尼：“对我来说，98年是最极端的转折点，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此外，与许多其他华裔印尼公民一样，去年出版的《不被祝福的下一代》一书作者林恩慧（Grace Tioso）则告诉BBC称， 前总统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执政时期（1999-2001年）的印尼政府真正向少数群体表示善意。

除了承认1998年5月暴动和此前发生的针对印尼华人的种族暴力，根据林恩慧的研究，印尼政府采取的另一项具体行动是， 将印尼华人遭遇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历史写入学校课程。

现居新加坡的林恩慧还表示，“我欢迎政府给予移民的印度人及其后代双重国籍。通过这种方式，海外印尼人便能通过他们的经验和技能继续为印尼做出贡献。”

回到陈福锴先生的家族。

他的三代家人：祖父、母亲和他自己都是1998年5月排华暴动的攻击目标，回首过往，他向BBC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人们了解他的背景后，他要回答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当被问及作为1998年后，在海外成长的印尼华人以及他们的未来希望，陈先生直率地表示：希望雅加达不要抹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