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誰在摀住媒體嘴巴，誰在變相保護加害人

台北市發生幼兒園教保員性侵幼童事件，因相關機構處理一路草率，使得嫌犯一犯再犯，受害女童超過廿人。有議員質疑，兩年多前的罪行，為何如今才被揭露，市府是否失職？有家長質疑，媒體先前為何不詳加報導該事件，使他們誤將孩子送進不安全的幼兒園。不少媒體人則喊冤，認為現行《兒少法》規定太嚴，不能寫出任何足以辨識身分的資訊，政府動輒開罰，導致他們寧可選擇避免報導以免觸法。

這起幼兒園性侵案，因為各方的草率、疏忽及噤聲，造成侵害者肆無忌憚，遲至兩年後才被繩之以法，令人遺憾。事實上，這並非單一事件。近幾年，台灣的法令或因制定過程思慮欠周，或因執行錯誤或擴大解釋，從而使原先為「保護受害者」的法令，最後卻變相「保護了加害者」，類似案例比比皆是。無論如何，這個事件提供了各界一個反省的機會：一個出於善意的法令，如何變成保護惡棍的天堂？

最令人意外的是，當媒體指責《兒少法》規定太嚴，使他們報導類似事件時動輒挨罰；衛福部竟稱，《兒少法》並未禁止報導幼兒園名稱及加害人資訊，理由是幼兒園「不算學校」。這種「鋸箭式」的釋法態度，令人憤怒。試問，如果類似事件發生在中小學，媒體能不能報導學校名稱？如果不行，那為何今天卻說幼兒園名稱可以揭露，這是什麼馬後炮？多年來媒體遭ＮＣＣ及其他行政單位開罰時，衛福部為何不早點站出來說話？

民進黨將此案當成政治鬥爭資材，拿來拷打蔣市府，卻故意忽略加害者是在柯市府時代犯下首案卻未受法辦的事實，是對這個事件的再度扭曲。放大來看，這起幼兒園性侵案可謂集中反映了政府部門的苟且草率，而這些此起彼落的失職，卻捧著「人權」的藉口為偽裝。

舉例而言，今年五月的台中捷運砍人事件，媒體迄今無法報導凶嫌的全名，原因是：他是高雄市衛生局列管疾病的對象。案發時，台中市警方透露凶嫌有精神病史，立即遭到高雄市醫師的指責。問題是，曾有就診紀錄，就能抹消他殺人的事實嗎？凶手選在鄭捷案十周年當天動手，計畫縝密又充滿政治動機，司法將如何對他作出審判？川普刺殺案槍手克魯克斯，也是年方廿歲的年輕人，他有被隱去姓名嗎？

近年民進黨以人權為由力挺廢死，屢讓外界覺得已到「保護加害者人權」勝過「保護受害者人權」的地步。除了殺人案件，政府對兒少、性侵案的處理也都充滿限制，要求隱去姓名、機構、地點等可資辨識的個資，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媒體因為動輒得咎，只能模糊敘述。這些，在在減損了資訊的透明，也妨礙了閱聽大眾知的權益。主管機關如此做法的另一目的，其實是在降低公眾對政府的監督力道，順便遮掩自己執法不力之惡。試問，培諾米達幼兒園二○二二年首度被揭發性侵，柯市府和北檢都介入調查，卻因毫無所獲而草草結案。如此怠懶無能的行政及執法單位，等於坐視凶嫌再犯，他們沒有責任嗎？

冰山不是一天造成的。中捷殺人事件後，立即有精神科醫師跳出來喊話，要求社會給予失序者必要的「社區支持」。這類人權高調說起來容易，但反過來問，政府對於與失序者共存的社區，提供了應有的支持與保護嗎？以性侵為例，美國的《梅根法案》規定，各州應建立性侵或性騷犯的檔案，並向有性侵前科者入住的社區公開相關資料。反觀台灣，政府只想極力摀住媒體的嘴，這到底在保護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