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底，安康市区北约20公里处的黄石滩水库倒虹桥。这座桥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年前桥体上的《我来了》这首诗被重新粉刷
2014年11月底。安康市区北约20公里处的黄石滩水库管理局，门前的石头上刻着《我来了》这首诗 华商报记者 孙强 摄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这首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人人皆知。它只有短短六行，33个字，却透出一丝豪迈的气势。
这首《我来了》，当年被称为郭沫若编选的《红旗歌谣》三百首的压卷之作。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它当然抹不去时代的斑驳油彩，“大跃进”、“浮夸风”如影随形，毁誉至今。
五十多年了，人们都以为它是一首民歌，鲜有人知它其实来源于陕南安康，出自一名早逝的老报人之手。声名赫赫的诗句背后，是一个生命浮沉的悲戚故事。
“安康民歌”咋成了外地人的创作
62岁的李大斌是安康日报的一名退休编辑。有一天，他翻一本诗歌选，又看到《我来了》这首诗。
“几十年前就读过，非常熟了。”李大斌本来只是扫了一眼，正要翻下一页，却无意间瞥见标题下的几个小字：“大跃进时期，河南人民创作”。“这不是安康的民歌吗？怎么成了河南的？”李大斌纳闷了。陕西汉中、延安、陇县等地的水利志上，都选登了这首民歌，无一例外，说是当地农民所作；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一书笼统地注为“陕西民歌”；而由郭沫若、周扬编选于1959年的《红旗歌谣》，在诗歌末尾的括号里清楚地注明来源于“陕西安康”。
可这并非足够有力的证据。安康这么大，《我来了》究竟来自哪？
有种说法是安康恒口一带的农民在工地打夯时吼出来的；有的说是安康五里镇一个林姓农民唱孝歌哼出来的；有人说这是刊载于安康一个水库工地的《水利战报》……都经不起追问。
一次，李大斌遇到安康当地一位文化学者，就试着问了句，“《我来了》是谁写的？”那位老先生把他看了半天，“大斌，你真不知道吗？就是你们《安康日报》的老编辑啊！”
李大斌一时有点蒙。只听老先生接着说，作者叫于邦彦，河北唐山人，是《安康日报》创刊时的“老报人”。和李大斌的工作岗位一样，他当年就负责三版文化副刊，不过那时叫“政文版”。大跃进时期，他从安康农民歌谣中发现了这首诗的雏形，加工创作《我来了》，刊登在当时还称为《安康报》的政文版上，名扬一时。
一张旧报纸透露的真相
既然刊发在报纸上，李大斌原以为按图索骥，就能探个水落石出。可是，安康日报社几次搬迁，资料尽失。现在，安康日报社的资料室没有1951年创刊到1968年的报纸。
就在李大斌一筹莫展时，一位孙姓老先生说他手里有这一时期的旧报。李大斌赶紧去翻。很快，李大斌发现了《我来了》的“雏形诗”。1957年12月10日《安康报》三版，署名“地委宣传部供稿”的两首诗，一首《说在地头》，开篇就似曾相识：“天上没有玉皇，水里没有龙王，靠天吃饭靠不住，幸福不是从天降……”
另一首《写在墙头》，也有《我来了》中“喝令、开道”字句的影子：“与河争地，向水要粮，强迫恶水让路，硬逼石头搬家……”再翻两个多月后的1958年2月19日的《安康报》，三版头条有一组诗，第四首正是这首赫赫有名的“我来了”。全诗没有标点，而且与一度流传的《我来了》“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有一个字不同，此处是“喝令三山五岭开道”。这一组诗九首，署名是“本报辑”。
“诗”找到了，可是并没有“于邦彦”的名字，怎么能说明是他创作的呢？
李大斌做了一辈子编辑，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编辑工作就是替他人作嫁衣裳，既然是三版的文化编辑，“本报辑”，当然就是于邦彦辑。
安康日报的老报人、当年“农业报道组”组长黄祖德回忆，于邦彦写出了这首诗，曾把草稿拿给他看。黄祖德感觉此诗很有气魄，只是建议改一个字，把“三山五岭”改成“三山五岳”。“‘岭’字像是小地方，气势不足，‘岳’更豪迈，‘五岳’富有全国的气概。”
“玉皇”、“龙王”，是安康的老地名
李大斌觉得越挖掘，疑点越多——创作《我来了》时，于邦彦经历了什么？
李大斌是安康人，到过当地很多地方。既然“天上没有玉皇”诗句来自“说在地头”，他就想去“地头”探个究竟。
老报人黄祖德告诉他，于邦彦当年曾到五里镇采访过农民修田造地。李大斌遂去五里镇至茨沟镇一带寻访老人，不料听到了心头一震的说法：上世纪50年代，这里就叫“龙头农业社”。
折回身来再翻旧报纸，那一时期由于邦彦负责编辑的《安康报》三版，不时出现“玉皇”、“龙王”、“低头”、“让路”这些字眼：1953年7月7日，署名“本报改写”的叙事诗《歌唱玉皇乡》，记述了旬阳县玉皇乡互助合作社的事。
引起李大斌注意的，还有1958年1月28日《安康报》3版几乎整版的“演唱材料”，署名“唐鲁戈”的作者写道：“冬春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腊月二十三，地上诸神向天上玉皇大帝汇报，‘如今凡人真厉害，发誓改造大自然，五湖四海搞建设，九江八河引上山’。无奈之下，诸神纷纷退位。”这篇演唱材料的主题思想，与《我来了》诗作的精髓异曲同工。李大斌再找黄祖德等老报人求证，“唐鲁戈”果然是于邦彦的笔名。
2014年11月初，李大斌在与安康老新闻人张培祥闲聊时，说到《我来了》与于邦彦。张培祥向李大斌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这首诗的雏形发源于安康当年的一座水库工地。“于邦彦一定去过那里！”
50多年前建的老桥上，至今镌刻着“我来了”
2014年11月底。张培祥拉着李大斌，前往距安康市区北约20公里处的黄石滩水库。在汉滨区建民办事处东山村与毛坪村之间的付家河河道上，东西向横跨着一座架着管道的倒虹桥。
绕到桥北，抬头就能看见三个桥墩上方各有一个大字：“跃”、“进”、“桥”，再往桥体上看，正是《我来了》这首诗，从东向西一溜排开，每字足有50厘米高。只不过红色油漆早已斑驳。
李大斌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当时安康老书法家白聿修先生题写的字迹。于邦彦应当来过这里。这是安康1958年开工的最大水利建设项目八一水库。这一年，正是《我来了》最初发表的年代。2000年，陕西省政府决定在其下游5公里处再修建一座规模更大的黄石滩水库，替代已经失修的八一水库。在水库管理局大门口的石头上，就刻着《我来了》这首诗。
有人说，大跃进早都被否定了，所谓“文艺大跃进，村村有李白”的民歌运动如今也褒贬不一。在这种背景下，挖掘一首诗歌的前前后后，探寻作者到底是谁，又有多大价值呢。李大斌不这么看。抛开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色彩不论，总得承认《我来了》的广泛影响吧。“这首诗是不可无视的历史细节，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精神面貌的写照。”
一次主动“交心”改变了一生
没有人保存有于邦彦的照片。在安康日报老报人黄祖德、尤金山的描述中，于邦彦一米八几的大个头，体格壮实，“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每天不是外出采访，就是趴在办公桌上抄抄写写。
2014年11月底，84岁的老报人王催之向华商报记者回忆于邦彦。
1949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学生王催之，参加了“西北干部大队”，由此结识了也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于邦彦。王催之祖籍石家庄，一听于邦彦的口音，“唐山的”，都是河北老乡，自然亲近了许多。
当年9月到西安，两人都被分到陕南干部大队，王催之被派往陕南日报社任四版时事编辑，于邦彦则到了新华社陕南分社做记者，同在一个大院工作，经常见面。
1951年3月，《安康报》成立，两人又一起调进报社。“他对工作非常积极，爱学习。”王催之回忆，“那时还不兴个人出书呢，他就编写了一本《紫阳山歌选》，后来又创作了《我来了》，让人刮目相看。”
本来顺风顺水的日子，被一场运动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于邦彦响应号召，主动向党组织交心，在北京解放前夕，他跟一个亲戚跑到沈阳去了，“说是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个什么组织，后来又退出，坐飞机回了北京。”
于邦彦主动报告的本意，是想说明自己虽然有过这段经历，最终还是坚持了进步青年的选择。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一行为变成他是国民党特务嫌疑的自污。“交心”以后，于邦彦成了不被信任的人，对他“只使用、不重用”。
于邦彦比王催之大两岁，属龙，要是活到现在，该86岁了。王催之听说他结过婚，不过又离了。
那时候，“历史清白”是生存最重要的条件。于邦彦心气挺高，想找个理想的对象。当时有个小学女教师对他挺好，两人谈过一段时间。有人“告诫”女教师，于邦彦有历史问题，你跟他好，不怕耽误将来吗？这对恋人生生被拆散，不被信任的于邦彦越发形只影单。
他死了，埋在秦岭深山里，无人知晓
在许多老人的记忆中，于邦彦沉默寡言。1961年，于邦彦被勒令调出报社，去安康县恒口中学教书。于邦彦到了恒口中学，教初一语文。当时的语文教研组初一小组组长阙庭恕见他整天不说话，很抑郁的样子，就常常跟他聊天。“后来，我们熟了，他才说他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那时的初一语文课本收录了《我来了》这首诗，阙庭恕感觉它不像当地民歌。“安康民歌大多字句整齐，而《我来了》是长短句，有一种音律感，看似简单，其实有文人加工的痕迹。”
2014年12月上旬。74岁的阙庭恕老人向华商报记者回忆他与于邦彦的交往。“有次，我和他讨论这首诗，该怎么写教案。没想到，他说，‘这首诗是我写的。’”
阙庭恕老人记得，于邦彦说话很慢，音调不高，也没有笑容。于邦彦就讲了这首《我来了》创作的前前后后。
于邦彦在恒口中学只待了几年，后来调到宁陕县文教局工作。他的情况似乎要好起来，他与当地的一名女子结了婚，据说还有了孩子。可是，不久，文革开始，“历史反革命”、“特务”于邦彦被投入监狱。他给妻子写信，要求离婚，不能连累了妻子和孩子。
再后来，于邦彦在狱中奄奄一息，妻子闻讯请人去抬，想接回家治病，半道上就咽了气，当即就近埋了。
于邦彦死时40岁上下。“我来了！”他当年的一声呐喊，至今绵延不绝。而他，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无声无息，就像从来不曾来过。
（原标题：寻找安康民歌《我来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