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字如見人|盧煜明專訪(三):談專利運作「意念很容易被人偷走」 渴求懂科學懂商業人才當 CEO

盧煜明認為,申請專利權並不是自私的做法,並說假如發明了一樣東西,保持秘密,這個秘密別人永遠不知道,對這個世界來說,只會更差。 他亦指,如果想永遠都有新專利,就永遠努力。
盧煜明認為,申請專利權並不是自私的做法,並說假如發明了一樣東西,保持秘密,這個秘密別人永遠不知道,對這個世界來說,只會更差。 他亦指,如果想永遠都有新專利,就永遠努力。

編按: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周一(23 日)表示,推薦盧煜明教授出任下任中大校長,大學校董會將於周五(27 日)早上舉行特別會議考慮。記者冼麗婷去年 7 月曾經訪問盧煜明,專訪文章將分成多個章節,陸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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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冼麗婷

攝影:謝榮耀

從原創到專利,再化成商品產業,是一個成熟商業社會走的路。對有無窮意念與鬥志的年輕人來說,機會更多。盧煜明跟聖約瑟書院師兄高錕,是兩個不同年代的科學家,在科研與專利上,各有經歷,也各有看法。

上文說盧煜明「科研致富」。又有醫生跟記者說,盧煜明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已經知道「專利」的重要性,不是說他很在乎「錢」,而是,他明白意念和知識產權,很容易被人偷走。

去年 7 月訪問盧煜明,從以往威爾斯醫院的辦公室,搬到簇新的科學園辦公室。一切有私人助理安排打點,再看不見他枱上混亂堆叠如山的文件,窗明几淨。雖說科研可致富,他不認為會影響研究初心,研究之始,一樣是希望盡量解決想研究的問題。想了解把專利權放在研究成果的操作,自然談到高錕校長。

盧煜明由以往威爾斯醫院的辦公室,搬到簇新的科學園辦公室,窗明几淨。
盧煜明由以往威爾斯醫院的辦公室,搬到簇新的科學園辦公室,窗明几淨。
11 年前跟盧煜明做訪問,他在威爾斯醫院的辦公室檯頭是這樣的。(朱家駿攝)
11 年前跟盧煜明做訪問,他在威爾斯醫院的辦公室檯頭是這樣的。(朱家駿攝)

「好像高錕先生,他的研究已經很厲害,看他之後養病的情況,累積的財富估計不會很多。」記者由此問盧煜明把研究成果商業化的經驗。

「我其實有幾個想法。當然我不太清楚高錕當時專利權處理方法,我理解是,他當時在某間英國公司實驗室工作,如果他真的在某間公司實驗室工作,很多時候,你作為它的員工,發明的東西全部屬於公司,它是不會跟你分的。」他繼續說:

「如果你不是在大學的架構,你在 Microsoft 發明的東西,都屬於 Microsoft。比如說 Yahoo 請你,你寫的東西的 copyright 都屬於 Yahoo,就是這樣。」

「如果是 freelancer,(copyright)就不是(屬於 Yahoo)。」

「對。」

高錕在自傳《潮平岸闊 — 高錕自述》中提到自己受僱與專利的關係。「我的公司將我所有的意念註冊為專利,但在大公司工作的人都知道,員工的意念都是屬於公司的,正式註冊的意念更是如此。我不可以藉這些概念拿到一分一毫的專利稅,遑論因此而致富。」(P.304)在高錕工作的年代,他感受華人在外國公司晉升機會是有極限的。

盧煜明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研究),在隸屬中大的創新診斷科技中心任總監,同時也在外邊自組公司,包括會把癌症篩查測試推出巿場的 Insighta。按他解釋,位於科學園 InnoHK 的創新診斷科技中心,「是政府資助的一個科研中心,它是屬於中文大學的一間附屬公司,在這裏發明一些東西,專利權屬於這中心。我在威爾斯那邊研究發明的東西,那邊直接屬於中大,就是兩邊跟中大都有關。如果我想開公司,例如Insighta,就要跟這裡(中心)去拿一個許可批准。」

公司會有收益,它每次使用中心的知識產權及專利權,都會按合約所定,回饋中心。「這是很標準的,接著收益回來之後,通常在大學那邊,就會(劃分)發明者一個有(收益)份數,然後大學中央有收益,也有部分回到醫學院,醫學院大部分會回到相關「學系」,所以,結果其實是一個相得益彰的情形,因為那些錢回來,你也可以又再做另一些研究。」

這種收益,變成未來科研的儲備金。「以前你想了個新 idea,通常要申請 grant,但申請 grant 可能要等一年時間才有答案,現在我已經有個銀行,有錢在這裡,隨時可以用我的錢去做研究。」

從研究到應用在消費者身上,盧煜明認為申請專利不是自私,反而不會被另一些人從中取利。

「以前我去講書,有些學生會問我,如果你申請了專利權,是不是好像很自私呢?我的看法不是這樣。你發明了一件事,你把秘密講出來,給你 20 年專利。另一做法,我發明了一樣東西,保持秘密,秘密別人永遠不知道,對這個世界來說,只會更差。而 20 年後,那東西都是屬於別人,如果你想永遠都有新專利,就永遠努力。還有,當我發明了例如無創產前診斷,當我不申請專利權,你估那間(提供服務)公司會免費給你提供測試?只會便宜了它,有了專利權,我告訴你那些東西,錢回到大學,我可以用,又去到發明者身上,那些科學家,可以做科學研究,前途更好,如果家長知道,又可能會鼓勵子女思考去做科學,所以,我覺得是有很多好處。」

負責任地控制研究成果收益,惠及研究,其實很需要又懂科學又懂商業的 CEO。他說美國的大學很久以前已經有這種專利制度。

「外國是很久。以前美國,幾十年前,那時候,如果發明一些東西,那東西是屬於給資助的機構,令接受資助的發明者沒有動力,慢慢才發展各佔三分一的分配。有部份大學很開放,例加拿大 Waterloo 大學,教授發明的,大學全部給教授。很久以前的劍橋大學,沒有明文規定教授發明的屬於教授,有幾個個案,劍橋大學科學家的發明,是特意沒有申請專利權,那時好像很偉大,但現在有些人回看,認為未必最好,如果拿了那些專利權,其實已經可以支持整間大學很多 operation(運作),good example 就是那時 DNA 排序,劍橋發明,還得了諾貝爾奬,但他沒有申請專利權。」

大學應該怎樣處理專利權的運作,又是另一可以了解的課題。高錕作為中文大學前校長,在自傳中也提到對大學與專利權的看法。「大學藉專利權發明謀利,或在校內提供替外間機構工作的機會,都不是明智之舉,除非是另聘人員負責。大學的使命不應滲入謀利的商業動機,商業和學術可以合作,也應該合作,但雙方必須認清本身的基本目標。(P.185)」

放在大學,學術與商業,教育使命與經濟利益,如何平衡發展,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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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麗婷,畢業於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其後於香港大學修讀比較文學學士及碩士;著有《見字如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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