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下壓胸,感覺到手掌底下的肋骨一根根迸裂。
一早剛進醫院,巧遇加護病房的護理師華華。她一見到我就說:「唐唐醫師,你記得阿鳳姨嗎?前幾天她在病房走了,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當然記得阿鳳姨,她是我曾經在加護病房顧了三個月的病人。那段期間,阿鳳姨的狀況極不穩定,好幾度病情轉惡化時,家屬都堅持要救到底,所以她身上總是插著許多生命之管。
但最後我們總算讓她穩定下來,轉到普通病房了呀!怎麼會走了?
我驚訝得瞪大眼睛,問:「怎麼可能?好不容易都好了,為什麼會死掉?她不是很穩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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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鳳姨是因為嚴重肺炎住進加護病房的。在我接手前,她已經歷過一輪治療,還因呼吸衰竭而做了氣切(「氣管切開術」)。身上插滿管路的她,每個管路的入孔都滲出組織液。給她的抗生素全都只能用最後線的(註)。全盛時期是兩種抗生素加抗黴菌藥,再加上瀰漫性帶狀疱疹所需的抗病毒藥物針劑,粗估一天光抗生素的藥錢至少就要上萬元。
在我照顧的那三個月裡,她的病情反反覆覆,最嚴重的時候是意識昏迷、升壓劑反覆地上上下下調整,幾度危急到需要CPR急救。
有一次又幫阿鳳姨進行CPR。第一下壓胸,感覺到手掌底下的肋骨一根根迸裂,而接著的每一下壓胸都感受到整排肋骨在掌下浮動。急救結束,阿鳳姨恢復了生命徵象,她瘦骨嶙峋的前胸卻在我們的努力搶救下,出現大面積的破皮損傷。
我也知道這是必要之惡,因為心肺復甦術的要求就是每分鐘壓胸一百到一百二十下,每次壓胸的深度要五到六公分。但想像一下,光要把家裡的沙發或彈簧床墊一次壓下五公分,得花多大的力氣?何況我們壓的是含有肌肉和骨骼的胸口!
所以我們急救時,都是雙手打直,用盡全身的力量去壓。也因此在急救時,肋骨真的可能會斷掉,因為唯有如此,才有那一點點機會把病人從死神面前救回來。
但不像往常會為了急救成功而高興振奮,這次我很難過,腦海中浮現出的是「造孽」這個詞。
受病魔摧殘,臥床好幾個月,骨瘦如柴,雙頰深陷,連最基本的生活自理及飲食能力都沒有,一切都必須依賴別人,常常連意識也不清楚。現在胸口又多了新傷……
把病人救回來,她卻連一點生活品質都沒有。「這樣真的是好的嗎?」我自問,但我又不得不這麼做。
阿鳳姨的丈夫和孩子很關心她,一天兩次的加護病房會客從不缺席,醫師建議的自費項目,他們也是二話不說就簽下同意書。
即使在她狀況最差的時候,他們也從不放棄。甚至也有過在急救之後,不只意識還未恢復,還併發急性肝、腎衰竭,黃疸指數飆升,水分也排不出體外,全身浮腫發黃,連皮膚都滲水,已經認不出她原本的樣子,但家屬們仍然堅持要積極搶救。
為此,他們還在醫院開了家庭會議。
家庭會議那天,來了許多我在加護病房照顧阿鳳姨三個月期間,從來不曾看過的家屬。
經過那天的會談才發現,儘管每天在會客時間,我都詳盡地向阿鳳姨的丈夫和孩子解釋病情,但他們似乎永遠只接收到一半的訊息──只有好的那一半。甚至講的明明是壞消息,但因為身為醫師的我無法百分百地說滿,他們便將那點保留當成一絲希望,自動轉化、放大成好消息。
對其他家屬告知病況時,也是報喜不報憂,因而所有人對於阿鳳姨的病情都抱持著不切實際的期待。
雖然傻眼,但我也明白這是人之常情,只能對著所有到場的家屬,認真地把病況從頭再細說一遍。並且告訴他們,就算這一回阿鳳姨能活下來,後續仍然必須面對種種辛苦的復健過程,甚至可能變成植物人,需要長期臥床。
家庭會議最後的共識仍是維持「積極搶救」。
不知道是否感受到家人的深切企盼,阿鳳姨真的再度從嚴重敗血症中脫離險境,並順利地恢復意識,完全清醒了!
身為她的主治醫師,我當然高興,卻也不禁感慨。最早照顧阿鳳姨的護理師說她入院時皮膚白皙、體態豐滿,很討喜的模樣;如今卻是雙頰枯瘦、膚色黑黃。也聽阿鳳姨聊過在生病前,喜歡到公園散步、和朋友去郊遊,還很愛做菜和吃美食。如今她卻下肢萎縮、無力,連要左右挪動都有困難,就連如何喝水、吞嚥也忘記了。
我曾經問阿鳳姨:「阿姨,如果之後狀況又變差,你還會想要接受急救,拚拚看能不能活下來嗎?」她奮力點頭表示「要」。我想起過去的許多病人,一時心情複雜,不知道該說什麼。
某天,阿鳳姨向我們借鏡子。這是她清醒以來,第一次看到鏡中的自己,之後卻突然陷入一種無緣無故哭泣、拒絕再經口進食的厭世狀態。
那時我曾經想問她:「看到自己現在的樣子,如果再有下一次,你還要我們使盡全力讓你活下來嗎?現在的樣子和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嗎?」可是如此殘忍的問題,我不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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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阿鳳姨又病危,可是家屬沒有再要求搶救,而是選擇讓她平靜地離開。」護理師華華的聲音把我從回憶中拉回。
是因為轉到普通病房後,有更多相處時間,所以家屬和阿鳳姨好好溝通過了嗎?還是因為需要親手照顧的時間變多了,所以他們知道阿鳳姨這樣活著有多辛苦?……
來到這一關,要做出任何的決定都好難。
有位高中同學在面臨摯親無解的生死關頭時,問我:「面對患者明顯病重,生存機會渺茫,但家屬卻要求積極搶救、不願放手時,醫師到底在想什麼?」
聽到這問題的當下,我想到的是在偏鄉醫院服務時遇到的老人家們。他們是由安養院送醫的,安靜地躺在病床上,起伏不定地喘著,就像魚攤上的魚嘴般無力地掙扎開闔。
這些老人家們的兒女幾乎都在外地工作,所以選擇將他們託置於安養院。即使爸媽住院了,他們也往往難以頻繁出現,只能盡量抽空回來探望。一旦遇到緊急狀況,也只能透過電話聯絡。
當然,偶爾會遇到在急救前來不及聯絡到的家屬,或家屬無法決定要不要急救的情況。這種時候,就算明知對病人是無謂的折磨,我們也只能照著醫療常規進行急救。甚至遇過家屬連看都不願意來看,接起電話就在那頭說:「醫生,不管怎樣都麻煩你們盡力搶救,只要我爸能活著就好!」
但每次傳來一整排肋骨在手下斷裂的觸感、那依稀可聞的斷裂聲,對我來說都是一種愧疚和折磨。因為這本該是一位可以安詳離世的老人家,他本該平平靜靜、舒舒服服地離去,卻還要因為我,而在臨走前遭受如此痛苦、非人的折磨,只為了延長半小時、一小時、半天、一天……毫無意識的生命。醫學倫理教的「Do no harm」(不要對[病]人造成傷害),此時並不存在,因為死人不會告人,活人才會。
但聽著同學無助地啜泣,我選擇回答她:「每位病人對他家人的意義都是不一樣的。所以即使我們覺得機會渺茫,但如果家屬在經過我們溝通後,仍然決定積極搶救,我們還是會尊重家屬。」
浮現眼前的卻是阿鳳姨。我曾經懷疑自己那樣積極地救她,究竟是對還是錯。
在我心裡,其實是想送高中同學充滿深情的這句話:「最後的疼愛是手放開。」畢竟在我們的世界裡,要好聚好散,真的好難。
(本文摘錄自寶瓶文化出版《昏迷指數三分:社會破洞、善終思索、醫療暴力……外傷重症椎心的救命現場》)
【註】抗生素有分第一線(前線)或後線。通常前線的抗生素是用來治療常見的細菌感染;後線的抗生素是治療對於前線抗生素已有抗藥性的細菌感染,相對來說價格也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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