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她们把自己称为“打破沉默者”，她们在网上发请愿书，呼吁调查性骚扰，还分享互联网米姆(meme)，比如握紧拳头的手，手指甲上涂着指甲油。

但中国女性发现，组织一场影响深远的“我也是”(#MeToo)运动困难重重。她们不仅要面对男性主导的文化，还要面对执政的共产党本身。

政府审查人员显然担心社会动荡，他们正在试图阻碍这项运动，禁止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诸如“反性骚扰”这样的词语，还删除了呼吁更多地保护女性的网上请愿书。官员们警告一些活动人士不要公开发声，并暗示如果她们坚持那样做，她们可能会被视为与外国勾结的叛国者。

“这么多真诚又恳切的声音被噤言，”24岁的张累累说，她是南方城市广州的一名活动人士，帮助在大学生中分发了数十份请愿书。“我们感到震惊又愤怒。”

中国女性要求调查老板、老师和同事；她们敦促大学加大对性骚扰投诉的调查力度；她们在社交媒体上抨击性别歧视，批评没有女性担任高级职位。

在几起引发了全国性辩论的案件中，已有几名大学官员丢掉了工作，其中包括一位教授，他被指控在过去15年里骚扰了多名学生。

这项运动正在考验中国政府的限度。中国政府不许国内发生公民主导的运动，在促进妇女权益方面记录不佳，而且控制着所有的新闻媒体。虽然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点燃了美国的“我也是”运动，但在中国，女性只能在网上直接讲述她们的故事。

“‘我也是’为我们所有的人敲响了警钟，”30岁的黄雪琴(Sophia Huang Xueqin)说，她是中国南方的一名记者，创办了一个举报性骚扰的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个体，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但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就大了。”

黄雪琴说，她受到一名上司骚扰后，在几年前离开了她在一家全国性新闻机构的工作。她说，许多女性不好意思公开说出自己的遭遇，因为觉得那是丢脸的事情。“感觉就像是我们仍生活在传统的时代，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她说。

共产党经常把性别平等作为一个宣传主题，指出在共产党执政的头几十年里，女性的地位有了巨大的进步。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是：“妇女能顶半边天。”

但近些年来，政府在防止性别歧视和职场歧视复苏的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男性在中共高层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官员以及有权有势的企业高管往往有不受不当行为指控的保护。

有关强奸和性骚扰的法律很模糊，法律专家说，而且法院常常不做出支持起诉雇主的女性的判决。雇主也很少对投诉进行调查，或采取有意义的惩罚措施。

“很多受害者选择保持沉默。”律师李莹说，她是倡导组织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主任。“ 她们无法负担丢工作这么大的代价。”

“我也是”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罗茜茜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她最近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阅读人数已超过300多万。罗茜茜说，她是曾受陈小武教授骚扰的七名女性之一。

她写道，十几年前，陈小武把她骗到校园外，试图与她发生性关系，她哭着求他不要那样做。虽然陈小武否认了这些指控，但北航本月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称他骚扰了多名学生。

罗茜茜在文章中敦促中国女性“勇敢地对骚扰者说NO”。

一些人把她的故事描述为中国反性骚扰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罗茜茜说，为了避免遭到政府的抵制，这项运动需要“温和、小心”。

“只有这样，中国的反性骚扰运动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活动人士说，改变公众对性骚扰的态度，可能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在许多公司里，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女性常被当助手使用。男同事把女同事变为情人、公开评论女同事长相的事儿时有发生。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心理学教授张妙清说，许多女性不举报性骚扰，因为中国文化教她们要尊重等级制度。“中国文化不鼓励人们对上级发表不同意见，”张妙清说。“如果不改变公众的态度，很难有对性别平等的真正支持。”

中国政府似乎已对越来越多的妇女公开指控性骚扰感到不安。

28岁的市场营销专家徐亚露（音）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自己曾在上海街头多次被一名男子猥亵。她上传了该男子的照片，但说警方拒绝采取行动。警方告诉她，不会逮捕这个人，因为他年纪太大了。不久后，她收到了许多恶毒攻击女性的评论，她的帖子也被审查机构删除了。

“我被性侵不是我的错，”徐亚露说。“我为什么害怕或羞于谈论这个问题呢？”

就连相对平淡的变革呼声也被平息。审查机构最近删除了一份网上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北京大学开设有关不当行为的讨论班，成立委员会调查权力滥用的举报。此外，一家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也在间断性地屏蔽“我也是中国版”(MeToo China)标签的使用。

为避开审查，学生们已在尝试使用不同的短语来谴责性骚扰和性攻击。但据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肖梅丽（音）说，该校教授已对一些活动人士发出警告，说她们可能被视为是在帮助“国外敌对势力”。

“自下而上的这种自发的运动是不被认同的，”浙江大学的博士生郑熹说。她正在发动一场说服市政府张贴反性骚扰标语的运动。

一些倡导者担心，如果这场运动的规模变得更大，可能会受到更多来自政府的联合反对。2015年，北京警方拘留了五名女权主义者，她们试图在公交车上散发有关性骚扰的传单。妇女法律援助中心也已被关闭。

许多中国女性由于站出来讲述遭性侵的经历，受到朋友、同事和亲戚的鄙视。但她们中有些人说，那样做让她们得到了一种解放的感觉。

在去年的七个月里，22岁的张穹玟一直在守着一个秘密生活。她说，她曾就读的中国南方一所大学的院长周斌曾多次对她进行性侵，还在她面前手淫，强迫她亲吻他。她说，周斌威胁说，如果她举报他的话，就不让她和她的同学们毕业。

张穹玟的朋友警告她说，如果她举报性骚扰的话，那会毁掉她的声誉。另一位院长程水金告诉她不要将事件公开，她回忆说，程水金告诉她，“你就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对了。”

张穹玟因这件事变得忧郁，开始想自杀。但她终于在去年年底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院女生必读：保护自己不受校园禽兽侵害》的文章。之后，她向警方举报了周斌。

去年12月，学校解除了周斌和程水金的职务。两人均拒绝置评。

“我没办法从我脑中抹掉这件残酷的事情，”张穹玟说。“我不想因为我的沉默纵容更多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