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诺族概况

基诺族是国务院1979年6月正式确认的一个单一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此外，基诺山四邻勐养镇、勐旺乡、勐罕镇，勐腊县的勐仑镇、象明乡都有基诺族的散居，其中在基诺山居住较为集中的是勐旺乡的补远村。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基诺族人口数为20899人，其中聚居在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有11283人。2010年，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乡共有3197户12199（户籍）人，其中农业人口2728户11076人，占90.08%；有汉族、基诺族、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彝族、瑶族等民族，其中基诺族11790人，占全乡人口的96.6%；人口自然增长率6.3‰。全乡土地面积为622.9平方千米，其中土地坡度为25以上的占95%，是典型的纯山区民族乡。基诺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基诺语称基诺山乡辖区为基诺洛克，即基诺族居住的全部山区，简称基诺山。

基诺山的汉文曾根据基诺语译写为“攸乐山”。基诺山是原始森林密布的热带山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基诺族人民很久以来就定居在此，开发了祖国西南边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基诺族尽管在基诺山定居生息的年代久远，对祖国边疆开发作出了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跨入阶级社会，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因此，基诺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更没有自己的成文史。不仅如此，即使在文献丰富、系统的汉文史籍中，有关基诺族的记录也是寥寥无几。这也是基诺族历史研究中必须突破的难题。

基诺族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前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过人类必经的漫长道路。遥远而古老的历史阶段在基诺族历史研究中已经不能一一复原。然而，是否因为基诺族没有文字的记载，漫长的原始社会又不能再现，就无法研究基诺族原始社会了呢？不然。其原因就是基诺族原始社会的历史自有其发展的规律。如果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去认真考察，许多古老的习俗、祖传的史诗和故事乃至今天还沿用着的亲属制度，恰如一个丰富多彩的史料库，亦可为研究基诺族原始社会提供的第一手材料。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基诺族原始社会发展中发生过历史的跳跃，而且在基诺族内部，各村社之间的历史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研究，还可在基诺族历史中发现类似考古学上不同文化的层次。

第一节 族称族源

关于基诺族的族源及族称，本地人世世代代口碑相传，均有明确的讲述。“基诺”一词源于基诺族先民在杰卓山居住的时代，当时出现了“基诺洛克”的名称。“基”为舅舅，“诺”为跟在后面，直译为跟在舅舅后面的人们，意译为舅舅的后代。

根据口碑传说，基诺族的发祥地是司杰卓米，它是基诺山东部边缘的一座海拔近1900米的山峰，现在称为孔明山。人们站在巴亚老寨的山坡上就可以远眺这座雄伟的山峰，瞻仰祖先的住地。从基诺山乡政府所在地到司杰卓米，全部路程不超过60千米。时至今日，基诺族中阿哈、阿希两大支系以及居住在勐旺乡补远村公所的乌优 支系居民，回顾祖先的迁徙路线，都不约而同地把出发地指 向这座高山。巴亚寨居民的送魂路线是佐视达都（上新房 地点）—咗咪阿掴（村寨的寨门）—咗掴咦夺哟（村边 水塘）—哟崔（岔路口）—约蟹得喲（野猫蹲坐的地 方）—么西阿德（沙子之地）—罗莫门尼（一块大石头的名称，相传这是人与鬼分家的物证。海枯石烂，鬼才能够搬回人世间的村寨居住）—阿多门咬（山名） —奔刹罗（山名）—楠播喲崔（山上的岔路口，有一泉水）—阿柯克尧（山上的路口，有一株敲得响的空心树）—木苔阿墨（一条河的源头）—麻颇呦崔（巴亚寨与石嘴寨的岔路口）—麻颇乌塔（山梁子）—依贝呦崔（分水岭）—帕车哟幽（地名，有一株酸苔叶树）—纽不来则坚（地名，有一株弯腰的大青树）—门莫阔它（门莫河的源头）—阿彪朴尧（古代杰卓山居民烧白腊泡鬼房的地方）—罗来阔塔（罗来河源头）—门莫塔（杰卓山的路口）—杰卓阿思卓米（杰卓山寨神所在地）—布火搓普鲁（蚂蚁堆）—米不央阔者（山名）—布机布火（星星语，蚂蚁。据说杰卓山时代人死了以后不埋葬，抬出去丢给蚂蚁吃）—保得罗毛（一块大石头的名称，杰卓山时代人鬼分家的物证）—罗毛渺要（杰卓山赶集处）—搭白得勒阁老（小黑江的渡口）—依漂额枯噜咔都（乘船渡过小黑江）—布斯乌冒（一座长满茅草的大山）—冒落阔查（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寨）—喔式阿得（毛竹林）—颇拍促得（途经桃花林）—巴得阿租（等候情人的地方）—罗阁俄阿者（这里的道路旁有一株树，赶路者经过这里都要使劲用脚踢它一下，树枝上飘落几片叶子，人间就会有几个情人）—淆么纠遮（九岔路口）—司杰峡母阿都（进入司杰卓米的地盘）—纽嘎拉阿堵（牧牛场）—饶其遮哟（不满月死婴的寨子）—依阿必（汲水处）—司杰哇洛阿都（司杰卓米居民放猪处）—司杰卓米（村寨）—列丫阿卜阿嫫佐（已故父母的家）。

传说在司杰卓米定居期间，基诺族先民形成了三大支系。后来基诺族先民的三大支系从这里迁出，分成两路向不同的地方迁移。乌优支系的大部分成员向东方迁徙，定居在今天的勐旺乡补远村公所一带。阿哈、阿希两个支系以及乌优支系的部分成员向西南方迁徙，来到海拔1440米的杰卓山（“杰”指司杰卓米，“卓”为迁徙而来）定居，以后又从杰卓山迁出，在基诺山许多地方建村寨，一直延续至今。在关于基诺族先民事迹的这些口碑传说之中，不仅有完整的居民聚落的沿革史，而且有完整的社会制度发展史、原始宗教发展史、婚姻制度演变史以及人地关系演变史。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历史事迹与近现代及当代基诺族的风俗习惯一脉相承。应当指出，在1958年以前基诺族仍生活在原始社会及无文字时代，因此在其社会意识领域，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尚，没有专门的学科分类，但其民间传说之中包含有可信的历史。

根据基诺族口耳相传的历史及迁徙路线，可以得出结论：在很早以前，基诺族先民就生活在基诺山及其方圆100千米的地区，在积极适应和改造环境以求得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孕育产生了基诺族的民族共同体及古老的民族文化。

在古代还有一种传说，均不恰当地以“丢落”来解释基诺族的起源。一种说法是基诺族的祖先是诸葛亮南征时丢落的士兵。相传三国时代，孔明带领大军南征一直转战到普洱、思茅一带。一次行军途中，在这些南征北战的战士中，有几个人由于疲劳贪睡被“丢落”在路旁，等这几个“丢落人”一觉醒来，孔明带着兵马早已走远了。他们日夜兼程追赶队伍，最后追到了西双版纳的小黑江边，但大队人马已经过江。孔明为了严肃军纪，不再收留他们。他们没有办法，只得向孔明乞求生路，于是孔明便将茶籽和棉籽各留下一包给他们。于是这些人就在基诺山区一带开始辛勤劳动。又说孔明临行前丢下自己的帽子，命“丢落人”照其帽子的式样搭屋而居，所以基诺族竹楼以孔明的帽子为式样盖起竹楼定居下来。一代传一代，后来“丢落人”渐渐转变成了“基诺人”。

杜玉亭先生对此作分析指出，孔明不曾到过基诺山，基诺族的祖先也不是孔明丢落的战士。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已故政协委员召应忠先生著的《西双版纳基诺族简史》（傣文手写本）这样写道：“基诺族是叭比沙怒领到西双版纳来的，行程中在基诺山过夜，这个基诺战士起床较晚，叭比沙怒起得早。基诺战士起床后找不到叭比沙怒，不知叭比沙怒的去向，丢落在基诺山，因此其后代就叫基诺族。”

杜玉亭先生指出：“傣族这一有关基诺族族源和族称的讲述，基本情节和汉族的传说大致相同，所不同者只此将汉族的孔明换成傣族的叭比沙怒而已。这传说从汉族转借的痕迹如此明显，以致在借用汉语的‘丢落’二字与‘基诺’相谐音时，竟没有用傣语加工改造，就把汉语的丢落与基诺直接连接起来。”

笔者完全赞同杜先生的见解。

我国典籍浩如烟海，它不仅详细记载了汉族数千年的历史，也记载了少数民族的很多史事，但见于汉文的有关基诺族的记载，主要是道光《云南通志》的两条材料。

《宁洱县采访》：三撮毛，即罗黑派，其俗与摆夷、僰人不甚相远，思茅有之。男穿麻布短衣裤，女穿麻布短衣桶裙。男以红黑藤篾缠腰及手足。发留左、中、右三撮，以武侯曾至其地，中为武侯（孔明）留，左为阿爹留，右为阿嫫留；又有谓左为爹嫫留，右为本命留者。以捕猎野物为食。男勤耕作，妇女任力。

《伯麟图说》：种茶好猎。薙发作三髦，中以戴天朝，左右以怀父母，普洱府属思茅有之。

这两条史料着重描述的是作为“种人”的“三撮毛”的由来。“三撮毛”不仅类似“罗黑派”（今拉祜族），而且与“摆夷”“僰人”（今傣族与白族）相近。至于“男勤耕作，妇女任力”和“种茶好猎”的记录，更是方志中的套话，难以从中判定族别，加之“三撮毛”居住在四至达千里的思茅厅，所以，只凭这两条模棱两可的史料，无法将“三撮毛”落实为基诺山的基诺族。1958年从事研究少数民族的学者、专家在考察时，才将“三撮毛”与仍有此俗的基诺族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恰是这两条史料的可贵之处，自然，这也是宁洱县采访者的功劳。但是，对一个民族的自称不闻不问，只根据发式特点就随意名之曰“三撮毛”，这当然很难为本民族所接受。从以上两条并列的史料可见，作为三撮毛中的最重要的一撮，宁洱县的被采访者说是为了感怀孔明，而清代的云贵总督伯麟却又说它是为了“以戴天朝”——感戴清朝的皇帝，并非怀念孔明，这显然反映了作者的不同立场。其实，这种带有民族歧视性的他称从未被本民族所接受。根据基诺族的传说，男子头上的三撮毛并非为他族的统治者而留，实际上是怀念父母祖先的一种标志。

这里之所以要对的这两条史料加以必要的剖析，不仅因为它涉及基诺族的他称，而且还与基诺族的族源有关。正是这个三撮毛中首要的居中的一撮毛所怀念的孔明，在附近汉族和少数的基诺族长者中曾被传诵为基诺族祖先，并且其人其事被描绘得神乎其神。

孔明与基诺族关系的传说的来历是最值得研究的。诸葛亮是三国的杰出人物，人们对他的传颂不仅反映了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而且也是对其聪明才智的敬仰。少数民族中有关孔明的传说，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团结的事实。但是，基诺族族源是孔明南征丢落的军队，是历史事实吗？当然不是。

诸葛亮南征，确有其事。但诸葛亮及其军队最远只到过滇池一带，绝未到过西双版纳的基诺山。然而，奇怪的是，尽管诸葛亮时代绝无他到过西双版纳的任何记载，可是在诸葛亮死后的1500余年，即在清道光《云南通志》中，与孔明到过基诺山——“曾至其地”相呼应，什么“孔明山”“孔明塔”“祭风台”“祭锣铜”等有关孔明的古迹都在思茅和西双版纳出现，而且还描绘得相当具体。和口头传说相比，这些与孔明有关的古迹都有白纸黑字为证，似又多了一层根据，但和盛传的基诺族竹楼是仿照孔明的帽子建造一样，它也非历史事实。孔明并未到过西双版纳，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孔明死后1500多年出现的有关孔明的古迹、记载和传说的真实性。

既然孔明不曾到过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基诺族的祖先也不是孔明丢落的战士，那么，近代的方志，为何又有许多关于孔明的传说呢？其原因颇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清朝政府为了在经济上加强对普洱茶生产经销的控制以及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双版纳统治的需要。因为“名重于天下”的普洱茶不仅是皇帝享用的有名贡品，而且是利润丰厚的商品，也就是说普洱茶事关清朝的特权和财政收入，也关乎商人的发财致富，而六大茶山的居民又多是处于原始社会，所以，孔明的神话故事和古迹便在六大茶山一带应运而生，基诺族随之被蒙上了奉孔明之命种茶的面纱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大力神化孔明，但基诺族仍对孔明其人的经历毫无所知，有些村寨竟对丢落的故事无所闻。就是说，把基诺族与汉族的孔明挂钩，将孔明作为基诺族的祖先和统帅，甚至用汉话“丢落”二字作为基诺族称之说，来源于封建统治者经济政治上的需要，绝非历史事实。

耐人寻味的是在傣族的记述和传说中，也有类似汉族的孔明丢落战士的故事。基本情节和汉族记述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将汉族的孔明换成傣族的叭比沙怒而已。这传说从汉族转接的痕迹是如此明显，以致在借用汉语的“丢落”二字与“基诺”相谐音时，竟没有用傣语加工改造。很显然，基诺族是傣族叭比沙怒丢落的故事与清朝统治者编造的孔明丢落故事一样，是不为基诺族所接受的。其实，基诺族根本不知道叭比沙怒是何许人，更不知道叭比沙怒的丢落是怎么一回事。

即使从基诺族的自称——基诺而言，也可以看到基诺族族源的这一历史特点。经过专家和学者的反复调查研究证实，基诺族自称的含义是基，即舅舅；诺，即后边，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舅舅的后代，或尊敬舅舅的民族。据了解，基诺族对舅舅十分尊敬，而舅舅对外甥的关怀和亲密程度与父亲没有两样。舅舅对外甥的传统权利和义务甚多，他实际上是外甥的最终保护人。舅舅有养育丧失父母的外甥直到其成家立业的义务和权力，外甥结婚必须征得舅舅的同意；新郎将新娘接回家时，要付给新娘舅父定额的接任费。外甥是非生子，其亲权属于舅父，因而要与舅父连名。这些古老的习俗，无疑都与母系氏族时代以及以前的血缘家族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基诺族族称的以上特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基诺族是发祥于基诺山的古老民族，其祖先早在母系氏族时代前的血缘家族就已在此定居。因此，基诺族的族源可能追溯到血缘家族时代的基诺山。这就是说，基诺族的祖先绝非其他大民族的大人物从北方或南方带来，而又终于被丢落的士兵或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