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全集）

引子

然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无数人以血泪、甚至生命为代价，才换来了丝路的畅通、边塞的安宁。徙边者长年远离故土，几乎成了中原的弃民，却仍然坚守在广漠无垠的边陲，默默为中原王朝的和乐升平充当垫脚石。尽管有『无数铃声遥过碛』的喧嚣与繁华，但哀愁淡远的思绪始终徘徊在这片土地上。

黄河九曲天边落。滔滔黄河水自星宿海［1］奔泻而出后，先由西向东流入巴蜀［2］，再折向西，重新流回陇右。又北折而后东流，绕出一个S形大弯后，最终进入雍梁之地。自兰州起，蓦然掉头北上，一路直奔漠北荒原而去。如此，北上之黄河便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地理界限，人们习惯以“河西”“河东”来称呼这一带黄河两岸的区域。

河西一带，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既有高耸入云的雪山，又有绵延起伏的陵谷；既有一望无垠的草原，又有浩瀚无边的荒漠，多是人力难以企及之处。来往于东、西的唯一通道，便是大名鼎鼎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为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东起乌鞘岭［3］，途经武威［4］、张掖、酒泉等地，西达敦煌，西宽东窄，南北之间最宽处不过二百里，窄处仅数十丈，因两边均是高山、形如走廊而得名。北面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群山。南面则是连接青藏高原的山岳地带，即白雪皑皑、林木葱郁的祁连山［5］，又名天山、南山［6］。祁连山悠远而古老，内中蕴藏着丰厚的永久积雪及巨大的史前冰川，重雾缥缈，气象万千，充满着神秘的原始气息。每当春天来临之时，山上冰雪开始融化，融水汇聚成数目众多的河流，在山峦北麓灌溉孕育出一片一片的绿洲。

虽则距海遥远，干燥少雨，但由于祁连山雪水的滋养，河西一带润泽如绒，水草肥美，自古便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乌孙、月氏、羌人等游牧民族生活在这里。后来匈奴日益强盛，称霸一方，乌孙、月氏等相继被击败，被迫西迁或南徙，河西地区遂为匈奴所控制，成为匈奴的主要牧场。

汉朝立国后，匈奴势大，时常举兵入侵，掳掠人口和牲畜。大汉无力抵御来去如风的匈奴骑兵，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7］。这种“和亲”，实际上就是一种妥协，不但要把汉朝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得送给匈奴许多财物。尽管如此，“和亲”并没有换来边境的安宁，匈奴骑兵仍寇边不已。汉文帝时，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一度进逼长安，严重威胁到大汉京师的安全。汉武帝雄才大略，慨然有为，即位后锐意富国强兵，立志改变对匈奴的弱势局面，雄心勃勃地开始训练骑射，并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反击。

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8］千余里，深入匈奴腹地，转战六天，与匈奴主力苦战于皋兰山，杀死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俘斩匈奴兵八千九百余，并获取匈奴镇国之宝祭天金人［9］。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张骞、李广三将军领数万骑自北地出塞击匈奴。霍去病指挥汉军深入匈奴两千余里，直抵祁连山，袭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两部，斩获三万余人，取得重大胜利，此即为史籍所称“河西之战”。

同年秋季，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因大败于汉军，丢失西部大片领地，惧怕单于问罪，遂主动投降汉朝。汉武帝将降附者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允许他们保留匈奴的风俗习惯，称为“五属国”。

经过河西之战后，汉朝疆域由此扩展到整条河西走廊及河湟［10］，匈奴远遁漠北，原来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则被驱赶到更西的地方，与匈奴的联系被彻底隔绝斩断。匈奴失去河西后，悲歌不已，有歌谣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11］。”

为了完全扼制河西走廊，汉武帝在浑邪王、休屠王原游牧区先后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又大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将大量汉人迁移到四郡居住，以充实河西。并充分利用当地的肥沃绿洲发展农业生产。经过不断开垦和努力，到汉平帝时，河西四郡人口总计户数已达七万余户，人口近三十万。一时间，河西走廊阡陌相连，村落相望，成为不亚于关中的粮仓。

河西四郡是汉朝用战争和鲜血取得的重大战果，对日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但令河西地区由游牧区逐步变成了农业区，还由此打开了通往西域［12］的大门，成就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13］。汉武帝先后两次派张骞经河西走廊出使西域，虽出于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者［14］，到达过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手建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被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誉为“凿空”，意为“开通大道”。

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活动迅速增加，东西方商人们纷纷沿着张骞探出的道路即丝绸之路往来贸易，中国出产的丝织品、金属工具等经由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而西域的良马、地毯、玉石、珠宝、香料、葡萄、胡桃、苜蓿、黄瓜、石榴、胡萝卜等也回传入内地，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西域诸国正式进入中原视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正式在乌垒城［15］设置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事务，保护往来商旅。汉之号令行于西域，天山南北第一次与内地连成一体。自此，西域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统治。

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亦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桥梁，在世界史上有重大意义。张骞踩踏出的这条道路，虽然艰险无比，途中不乏高山、沙漠，却成为了沟通东西方的“国道”，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并延续长达数百年之久。

白云苍狗多翻覆，沧海桑田几变更。岁月如驰中，数不清的使者、商人、将军、士兵甚至逃犯，都在丝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伴随着鸣鞭走马、阵阵驼铃，一幕幕精彩绝伦的故事在丝绸之路上交相上演，最终成就了河西的壮观与辉煌。隋唐时期，河西沿途的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等重镇均成为地沃物丰的繁华之地。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行至焉支山，西域二十七国诸王拜谒于路旁。隋炀帝命凉州、甘州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成为一场盛况空前的国际大会。

大唐立国后，经“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天下大治——四海之内，河清海晏，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非但国力上达到巅峰，在内政、外交、军事、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均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此即后世所称“盛唐气象”。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盛、经济最富庶、文化最辉煌的国家；当时的中国文明，是全世界的制高点。因为自信、开放、恢弘、博大、发达，大唐声威撒播四海。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而通往乐土的丝绸之路，愈发大放异彩，往来者络绎不绝，堪称彼时第一黄金大道，是世界的中心。“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诗云：“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名诗人元稹则有诗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均是河西昌盛异常的真实写照。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本号称“西极流沙之地”，到唐代时，因得边风之先，已发展成为与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益州并列的国际级贸易大都市。

然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无数人以血泪、甚至生命为代价，才换来了丝路的畅通、边塞的安宁。自汉武帝置四郡以来，孤悬中原之外的河西便成了戍兵及边民集中之地。这些兵民本是中原汉人，是当时最富冒险精神、最有活力生气的一批人，勇者“奋而思斗”，智者“静而思谋”，却由于各种原因而被迫移居边陲，生活漂泊不定，加上满目荒凉的边塞景色，彷徨惆怅之情油然而生，难免会更加深切地思念家乡，即所谓“陇山［16］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又有“陇头心欲绝，陇水不堪闻”“陇水潺湲陇树黄，征人陇上尽思乡”之句，感伤悲凉。

徙边者长年远离故土，几乎成了中原的弃民，却仍然坚守在广漠无垠的边陲，默默为中原王朝的和乐升平充当垫脚石。理解并同情边民的文人骚客将其心灵深处的忧愁悲叹倾泻进了诗文中——

唐代诗人王维《渭城曲》诗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白有《关山月》云：“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李益《塞下曲》道：“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尤以王之涣《凉州词》最为出色：“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皦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

于是，尽管有“无数铃声遥过碛”的喧嚣与繁华，但哀愁淡远的思绪始终徘徊在这片土地上。

丝路商贸蓬勃兴旺，举世无双，意味着巨大的金钱和财富蕴含其间，不免引来贪婪之人的垂涎。日益强大的吐蕃和大食［17］均意图控制丝路，频繁与唐军发生冲突。尤其吐蕃反复无常，不顾文成、金城两代大唐公主和亲之谊，一再破坏和平盟约，先攻灭吐谷浑，后出兵侵犯唐境，强占了大片土地。唐玄宗时，名将哥舒翰［18］崛起，主持对蕃防务。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镇策略，收复了失陷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并一举将战火推入吐蕃腹地，令对方再无反击之力。陇右有《哥舒歌》唱道：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除了争夺陇右、河西外，还有唐军与大食争夺西域的冲突。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驻守安西［19］的唐军主帅高仙芝听信谗言，出兵击破臣服于大唐的中亚石国［20］，杀死国王、王后。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逃走，乞援于大食总督阿卜。大食帝国崛起后，早有意东进，扼控丝绸之路，已屡屡与大唐在西域地区发生冲突。石国王子的借兵复仇，正好给了阿卜一个极好的借口，他欣然答应，并派出精锐相助。高仙芝率数万人迎击大食军，结果大败。唐军士卒死亡殆尽，被杀者近五万人，被俘者两万人，高仙芝仅率数千人逃脱。

唐军的惨败使得欧亚大陆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自此失去了对中亚及葱岭以西所有地方的控制权，葱岭以西贸易通路为大食所执。不仅如此，大食兵还掳走大量中国俘虏，其中有织匠、金银匠、画匠、造纸匠等，中国多种工艺技术因此而西传，包括造纸技术［21］。世家子弟杜环［22］时在高仙芝军中为幕僚，亦不幸成了俘虏，被大食人掳往西方，后被编入大食军队，调往亚俱罗［23］驻防，不久又被调往摩邻国与当地军队作战，途中经过耶路撒冷等地，成为唐朝抵达西方最远的人。十年后，杜环等人终被准许回国，他随即从红海登船，经师子国等地回到广州。归国后，杜环著《经行记》［24］一书，记述其在被俘时期的经历及见闻。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高仙芝败于大食四年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25］，大唐爆发“安史之乱”，叛乱持续长达八年之久。由于大唐承平日久，中原军民不知兵事，“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叛军统帅安禄山、史思明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一时如入无人之境。不久，潼关失守，唐玄宗逃往蜀中避难，洛阳、长安两京迅疾沦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

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大唐政治与经济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唐玄宗也由此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一半明一半暗”的皇帝：他在位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在位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动乱导致大唐由盛转衰。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两极复杂性。

安史之乱后，由于河陇［26］等地精兵良将相继东调关中抵御安禄山叛军，防务空虚，吐蕃趁机侵占蚕食河陇之地。为了对抗吐蕃，唐代宗于宝应二年（763年）设河已西副元帅一职，除了河西之外，还兼管北庭［27］、安西两地唐军，相当于河西、北庭、安西三镇节度使。首任河已西副元帅为杨志烈，他积极联络北庭观察使李元忠［28］及安西四镇节度留后郭昕，一度遏制了吐蕃人的攻势。但到了永泰元年（765年），杨志烈为叛将所害，形势便开始急转直下。永泰二年（766年），吐蕃攻占河西重镇甘州、肃州。第二年，继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休明战死。之后，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军相互失去联系，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之后的十多年中，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因孤立无援陆续被吐蕃军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