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Lost Cours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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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慕情
「當你必須戰鬥時,讓你的敵人看到七。
一個,週日遠離工作的人;
一個,周一開始工作的人;
一個,沒有報酬的教書人;
一個,靠溺水學游泳的人;
一個,成為森林種子的人;
還有一個野性祖先所保護的人;
但他們所有的招數仍然不夠,你自己必須是那第七人。」
《第七人:歐洲季節農業工人》——約翰.伯格(John Berger)
觀看《迷航》,悲喜交加。一切那麼熟悉。儘管《迷航》紀錄的是一座遠在中國廣東汕尾市的烏坎小鎮土地爭議,情節卻與我自 2008 年至 2013 年紀錄的台灣後龍灣寶里反土地徵收爭議多有重疊。
熟悉的不只官商同流合污又或土地的掠奪(遮車牌、炒地皮、代簽名,如出一轍的手法),也包含一座小村鎮,如何在退無可退時的素樸反擊——在仙翁戲台持大聲公發言、凝聚力量,如灣寶居民在龍雲宮搶奪官方麥克風、以鑼鼓聲打斷官方說明會。宮廟是農村在前現代處理、協調各式爭議的基礎,那象徵村內自治的根基;又或是因宗族移民凝聚力強大,加上抗爭時因媒體效應所協助帶起的高潮(台灣為反土地徵收的夜宿凱道),以及高潮後必然來到的跌宕(台灣政府修改土地徵收條例之於烏坎的民主選舉)。種種起伏,皆包裹著人對正義的困惑、努力的憂傷。
那幾年貼身紀錄灣寶的土地抗爭,經常處於過於投入的狀態。與村民同吃、同住、同耕種,在各種官方審議場合中,為刻意扭曲法令的發言、對受苦冷漠的嘴臉氣惱。村民為了抗爭常常千里迢迢移動,如同中國人民的上訪,而上訪往往只是磨人意志的過程,行禮如儀,很少能有作用。
於是村民挫敗,我跟著憤怒;看他們病痛或自死,便惶惑與自責。及至勝利那天,終於在大街上彼此擁抱,喜極而泣。像他們的一份子。像那個土地家屋也被掠奪之人。但後來頓悟我不是。農田被剝奪化為房地產炒作的資材當然與我有關,但那是抽象的公共,關於糧食安全又或房價的問題,而非切膚又緊迫的無法立足之苦。於是在灣寶抗爭勝利後,仍有許多地方遭遇同樣徵收苦難時質疑自己:這就是正義嗎?口號與內涵是否真正相符?記錄者該成為抗爭的一份子嗎?記錄者在事件的休止符出現時,恐怕仍要往前邁進。
疑問的核心是觀看的責任。苦很難同當,而苦會輪迴。因而紀錄之人必須展現另種觀點與姿態。在這前提下,如何貼近後再遠離、如何遠離並做到不背叛且對看似永劫回歸的現狀提出尖銳而精確的質問,成為重要的事。這功課涉及一再摧毀與重建。反覆思量的過程,不僅是對眼睛所觀看的一切,也包含觀看者與事件╱世界之間要如何定錨。《迷航》的剪接經過導演對素材殘酷鑄煉的過程,而使《迷航》成為一段歷史的書寫——所謂歷史,其作用並不止於當下,還能映照過去與未來。
《迷航》(Lost Course,2020) |
《迷航》的架構並不複雜,分為上、下兩部。前者幾乎依照時間序記錄:烏坎村民不滿村內幹部私賣土地使他們流離失所,透過體制方式反抗卻遭強權壓制。所有大事件裡必有傷亡,村民薛錦波被刑事拘留卻離奇猝死,這讓村民的憤怒衝到最高點。體制內的鬥爭轉為體制外,對村幹部的不信任促使他們集體促成中國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
峰迴路轉,張力無限,這是烏坎之所以吸引全世界媒體目光的緣由。但《迷航》導演 Jill(李哲昕)不以獵奇(是的,所有對張力的追探與窺視都避免不了獵奇)為滿足,在下半部她以上半部的幾位主要角色為紀錄軸線,冷靜自持地追蹤他們的變化。
幾乎沒有額外的配樂,也沒有過多煽情的話語、衝突的畫面,Jill 在下半部細細地找出能夠多元呈現困獸之鬥的訪談,再密密縫補。她讓閱聽眾看到人的質變,卻沒有在質變的過程權充萬能的神,以公共與正義之名批判。稍有不慎,這樣的處理很容易淪為鄉愿,但 Jill 聰慧地閃過地雷,將人的苦衷緩緩地遞延開來。
若細緻地看,其實還是有主角。儘管 Jill 將角色的比重盡量公平分配,但片中那個轉變最多的林祖鑾(後更名為林祖戀)所說的話語與姿態,是人為何質變的核心。
Jill 在上半部其實已埋下伏筆。林祖鑾看似由一前線抗爭領袖成為保守份子,但不是。上半部在中央幹部前往烏坎放低姿態進行會談時,曾要求媒體離開,林祖鑾當時就已表現出妥協的態度。妥協並非負面表義,而可視為談判、斡旋的手段。政治的本質就是利益的協商、權力的拚搏,Jill 把這寓意寄託在林祖鑾身上,點出烏坎的虎頭蛇尾並非僅是林祖鑾或任何單一個人的問題。
因為結構問題常是沉痾,而受苦的人已難再等待。缺乏耐心讓人喪失傾聽的能力、理解的動機;而抗爭時領導者常是內外交迫,烏坎事件的領頭者們面對的不僅是村民的焦急——自由選舉僅是化解衝突的手段,而非徹底的改革,Jill 透過林祖鑾被監聽的一段畫面巧妙點出烏坎村幹部的為惡並非僅是地方勢力的作為,更可能是一層又一層的勾結與複製。難以撼動,所以舊派勢力能利用人之脆弱有機可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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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兩部有一工整的對照,是選舉場面的鬧熱與稀落。這對照的方式與訪談中村民的現實話語使我想起有幾年,曾前往香港觀察反新界東北發展事件的往事。
2014 年夏,訪談完香港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我們信步在旺角鬧街,問他如何看隔日將舉辦的七一遊行?人會不會多?陳劍青這樣回答:「會吧。畢竟去年下雨,加上東北新界撥款事件,今年人應該更多。」陳劍青笑說,東北新界撥款簡直像鬧劇:「看過一個主席隨意說議員『行為不檢』就趕人嘛?行為簡直像小朋友一樣。」
然而 6 月 6 日之前,新界東北開發爭議在香港社會引起的關注不能算高。儘管 2010 年,菜園村反高鐵事件曾激發香港社會極大迴響,並讓港人意識到立法局中功能組別的政治制度問題,實際上,與其說菜園村讓港人重新思考或反省「人、地、空間與發展的關聯與可能」,並深化過往反抗地產霸權的根基,不如說,菜園村更接近香港回歸中國後,港人對政治狀況不滿的爆破點。
罄竹難書。二十三條惡法、自由行、毒奶粉乃至於國教事件,種種衝擊一再強化香港對六四事件中中國的負面霸權印象,這也間接使得近年香港社會的反抗力量,都必須與對抗中國扯上關聯。從菜園村高鐵事件,一直到東北新界開發,深港融合的問題逐步白熱化,由此連結到港人對自由、民主的捍衛,且一路延燒成後來台灣人都熟悉的壯烈戰況。
利益塑造共同體,但共同體並不代表全體的利益,於是那幾次前往香港,香港朋友欽羨說:「你們有民主選舉。」面對這樣的話語,總有吞吐難言的感受。
若否認,是太不知好歹。中國的統治壓制力道遠非台灣所能及。但殘暴是不是僅有囚禁、毆打與虐死?嫻熟於制度的玩弄,創造分化所衍生的精神折磨,可否與肉體的苦難放在同一天秤較量?
對苦的承受非常個人性。而自由有著歧義,有些面向與個人需求相關。於是產生幽微的悖論,使得集體運動總是困難。無論是當時或後來,港人常說:「中國是『有意圖』地透過經濟手段進行統戰。」然而, 從港英時期到回歸中國,香港始終是一個以貿易為主要經濟發展動能的城市,致使其難以擺脫市場動向的宰制;當中國逐步加入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的行列、政治經濟難以切割,美中貿易戰的白熱化使香港成為博弈的棋子。香港這樣的切面正與烏坎的唏噓映照,那些跑去圈地的婦女們,最終要想辦法生活下去。蠻橫的暴力終能得逞。這是現今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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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那場七一遊行,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健民形容:2014 年的七一遊行,將是 2003 以來最重要的一場遊行。港人希望藉著七一的集結,給予中國壓力,爭取特首與立法會普選的權力。自由、權力。這兩組名詞被共同擺置但也相互拮抗。如不久後,我身處的這座島嶼也展開了對威權體制代表的強烈一擊。但於我而言,這反擊始終有後遺症。中性的制度意味可以操弄,當立場並不被堅守、當利益有所衝突,所謂民主制度也有慘酷的撕裂。那幾年的抗爭也有少年自死,而後在族群大帽、扁平的「民主」與「霸權」刻板印象下,那些真正貼近土地的人被嘲笑、被遺忘、甚而被踐踏。
在黑暗中迷航的是誰?同為紀錄者,忍不住發出這樣的喟嘆。但我知道 Jill 沒想下船。那最初與最終的畫面,她清楚地訴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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