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部隊: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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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國民政府接管官員[[貪污]]腐敗問題嚴重、軍隊紀律敗壞,偷拐搶騙、開槍傷人,與民眾衝突不絕。政府濫印鈔票導致嚴重通貨膨脹。[[陳儀]]本人大權獨攬、顢頇剛愎<ref>[[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立碑文</ref>。政府藉由[[統制經濟]]的實施,透過專賣局與貿易局壟斷台灣的經濟命脈,限制民間經濟活動、扼殺民間工商企業界的商機,造成台灣失業問題嚴重。政府將台灣的各種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支應國共內戰,導致台灣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台灣開始出現少見的[[饑荒]],各地出現搶米浪潮,治安敗壞、盜賊橫行、民不聊生、路有餓莩。<ref>[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0874 族群裂痕加劇重創台灣文化發展] {{Wayback|url=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0874 |date=20210924000749 }},黃秀政,新台灣新聞周刊,本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03-01</ref><ref>[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PXiB6H_jc_IC&pg=PA306 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 {{Wayback|url=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PXiB6H_jc_IC&pg=PA306 |date=20170801035239 }},第306頁,吳翎君,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ref>外省人相對於台灣人在社會地位及工作職位上具高度優勢的不平等待遇,同樣的職位也呈現薪資上的差別待遇,掌握資源者又對台灣人民進行種種[[歧視]]與打壓,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一年多以來累積了龐大的民怨,各地反抗之聲頻傳。 |
因國民政府接管官員[[貪污]]腐敗問題嚴重、軍隊紀律敗壞,偷拐搶騙、開槍傷人,與民眾衝突不絕。政府濫印鈔票導致嚴重通貨膨脹。[[陳儀]]本人大權獨攬、顢頇剛愎<ref>[[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立碑文</ref>。政府藉由[[統制經濟]]的實施,透過專賣局與貿易局壟斷台灣的經濟命脈,限制民間經濟活動、扼殺民間工商企業界的商機,造成台灣失業問題嚴重。政府將台灣的各種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支應國共內戰,導致台灣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台灣開始出現少見的[[饑荒]],各地出現搶米浪潮,治安敗壞、盜賊橫行、民不聊生、路有餓莩。<ref>[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0874 族群裂痕加劇重創台灣文化發展] {{Wayback|url=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60874 |date=20210924000749 }},黃秀政,新台灣新聞周刊,本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03-01</ref><ref>[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PXiB6H_jc_IC&pg=PA306 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 {{Wayback|url=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PXiB6H_jc_IC&pg=PA306 |date=20170801035239 }},第306頁,吳翎君,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ref>外省人相對於台灣人在社會地位及工作職位上具高度優勢的不平等待遇,同樣的職位也呈現薪資上的差別待遇,掌握資源者又對台灣人民進行種種[[歧視]]與打壓,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一年多以來累積了龐大的民怨,各地反抗之聲頻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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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舊[[台灣共產黨]]成員利用政府接收台灣的混亂,以及政府腐敗貪污造成民怨的機會,大肆活動。1945年,[[中共]]由延安指派「舊台共中央派」[[蔡孝乾]]返台,開展工作,並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調派幹部[[林英傑(省工委)|林英傑]]、[[洪幼樵]]、[[張志忠]]等三人來台協助。[[中共中央華東局]]設置對台工作聯絡站,派員專門負責與台共成員聯繫,其中原台共重要的幹部如[[謝雪紅]]、[[簡吉]]、[[陳福星]]、[[廖瑞發]],[[林良材]]等均被網羅與其合作。舊台共成員並策動外圍組織,在台中成立謝雪紅系統下的組織「台灣人民協會」,自1946年1月以後獲得中共的支助與策動,舊台共左翼人士加強其對於台灣各部門的滲透,特別對當時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及文教機構的滲透,如後來的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就是出身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的幹部<ref>高小蓬,《台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第252頁</ref>。因此,在很短的時間以內,左翼便滲透了台灣省各重要的民眾團體,以及一部份新聞事業與出版事業的機構<ref>高小蓬,《台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第41頁</ref>。尤其是[[《和平日報》臺灣版|《和平日報》臺灣分社]],其中謝雪紅的伴侶[[楊克煌]]他當時為台灣《和平日報》日文版編輯,而後來二七部隊幹部[[蔡鐵城]]同樣出身該報社。 |
另一方面,隨着抗戰勝利與台灣民眾對[[台灣光復]]的激情浪潮消退<ref>許雪姬、趙麗祝,〈林山生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 (3), 1992,第48頁</ref><ref>王曉波,《二二八真相》,第105頁,引用1947年6月1日《論語半月刊》台灣籍洪去火之文章「...光復之後,一般省民對祖國熱愛與日俱減....」</ref>,舊[[台灣共產黨]]成員利用政府接收台灣的混亂,以及政府腐敗貪污造成民怨的機會,大肆活動。1945年,[[中共]]由延安指派「舊台共中央派」[[蔡孝乾]]返台,開展工作,並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調派幹部[[林英傑(省工委)|林英傑]]、[[洪幼樵]]、[[張志忠]]等三人來台協助。[[中共中央華東局]]設置對台工作聯絡站,派員專門負責與台共成員聯繫,其中原台共重要的幹部如[[謝雪紅]]、[[簡吉]]、[[陳福星]]、[[廖瑞發]],[[林良材]]等均被網羅與其合作。舊台共成員並策動外圍組織,在台中成立謝雪紅系統下的組織「台灣人民協會」,自1946年1月以後獲得中共的支助與策動,舊台共左翼人士加強其對於台灣各部門的滲透,特別對當時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及文教機構的滲透,如後來的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就是出身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的幹部<ref>高小蓬,《台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第252頁</ref>。因此,在很短的時間以內,左翼便滲透了台灣省各重要的民眾團體,以及一部份新聞事業與出版事業的機構<ref>高小蓬,《台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第41頁</ref>。尤其是[[《和平日報》臺灣版|《和平日報》臺灣分社]],其中謝雪紅的伴侶[[楊克煌]]他當時為台灣《和平日報》日文版編輯,而後來二七部隊幹部[[蔡鐵城]]同樣出身該報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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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27日晚間,[[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造成民眾一死一傷,此即緝菸血案,二二八事件爆發。2月28日,民眾前往[[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請願,但遭公署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局勢至此急遽惡化。下午三時,政府發佈[[戒嚴令]]並出動武裝軍警開槍掃射台北市街頭民眾。群眾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現址),並透過電台向全台灣廣播說明2月27日晚間發生的緝菸血案,以及當天長官公署廣場的流血事件,並控訴一年多來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貪官污吏橫行與軍警的暴行,呼籲全台灣民眾驅逐各地貪官污吏以圖生存。隔日起由台北市開始的反抗政府事件蔓延台灣全島,全台各地民眾紛起抗暴。 |
1947年2月27日晚間,[[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造成民眾一死一傷,此即緝菸血案,二二八事件爆發。2月28日,民眾前往[[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請願,但遭公署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局勢至此急遽惡化。下午三時,政府發佈[[戒嚴令]]並出動武裝軍警開槍掃射台北市街頭民眾。群眾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現址),並透過電台向全台灣廣播說明2月27日晚間發生的緝菸血案,以及當天長官公署廣場的流血事件,並控訴一年多來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貪官污吏橫行與軍警的暴行,呼籲全台灣民眾驅逐各地貪官污吏以圖生存。隔日起由台北市開始的反抗政府事件蔓延台灣全島,全台各地民眾紛起抗暴。 |
2023年6月28日 (三) 05:23的版本
二七部隊,後改稱台灣民主聯軍,是二二八事件時,由楊克煌、鍾逸人、蔡鐵城、黃信卿、古瑞雲、謝雪紅、黃金島等臺灣中部地區人士共同組織領導的反抗政府的武裝民兵組織。二七部隊是二二八事件時規模最大、維持最久的反抗勢力組織[1],也是當時全台民眾口耳相傳關注的焦點。「二七部隊」的名稱取自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2月27日傍晚發生在台北市的緝菸血案[2]。
背景
因國民政府接管官員貪污腐敗問題嚴重、軍隊紀律敗壞,偷拐搶騙、開槍傷人,與民眾衝突不絕。政府濫印鈔票導致嚴重通貨膨脹。陳儀本人大權獨攬、顢頇剛愎[3]。政府藉由統制經濟的實施,透過專賣局與貿易局壟斷台灣的經濟命脈,限制民間經濟活動、扼殺民間工商企業界的商機,造成台灣失業問題嚴重。政府將台灣的各種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支應國共內戰,導致台灣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台灣開始出現少見的饑荒,各地出現搶米浪潮,治安敗壞、盜賊橫行、民不聊生、路有餓莩。[4][5]外省人相對於台灣人在社會地位及工作職位上具高度優勢的不平等待遇,同樣的職位也呈現薪資上的差別待遇,掌握資源者又對台灣人民進行種種歧視與打壓,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一年多以來累積了龐大的民怨,各地反抗之聲頻傳。
另一方面,隨着抗戰勝利與台灣民眾對台灣光復的激情浪潮消退[6][7],舊台灣共產黨成員利用政府接收台灣的混亂,以及政府腐敗貪污造成民怨的機會,大肆活動。1945年,中共由延安指派「舊台共中央派」蔡孝乾返台,開展工作,並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調派幹部林英傑、洪幼樵、張志忠等三人來台協助。中共中央華東局設置對台工作聯絡站,派員專門負責與台共成員聯繫,其中原台共重要的幹部如謝雪紅、簡吉、陳福星、廖瑞發,林良材等均被網羅與其合作。舊台共成員並策動外圍組織,在台中成立謝雪紅系統下的組織「台灣人民協會」,自1946年1月以後獲得中共的支助與策動,舊台共左翼人士加強其對於台灣各部門的滲透,特別對當時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及文教機構的滲透,如後來的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就是出身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的幹部[8]。因此,在很短的時間以內,左翼便滲透了台灣省各重要的民眾團體,以及一部份新聞事業與出版事業的機構[9]。尤其是《和平日報》臺灣分社,其中謝雪紅的伴侶楊克煌他當時為台灣《和平日報》日文版編輯,而後來二七部隊幹部蔡鐵城同樣出身該報社。
1947年2月27日晚間,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造成民眾一死一傷,此即緝菸血案,二二八事件爆發。2月28日,民眾前往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請願,但遭公署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局勢至此急遽惡化。下午三時,政府發佈戒嚴令並出動武裝軍警開槍掃射台北市街頭民眾。群眾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現址),並透過電台向全台灣廣播說明2月27日晚間發生的緝菸血案,以及當天長官公署廣場的流血事件,並控訴一年多來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貪官污吏橫行與軍警的暴行,呼籲全台灣民眾驅逐各地貪官污吏以圖生存。隔日起由台北市開始的反抗政府事件蔓延台灣全島,全台各地民眾紛起抗暴。
組織起源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的3月1日,謝雪紅與工委會成員議論事件發展,儘管會中多數人表達不同意介入事件,或等待進一步上級指示,但謝雪紅和楊克煌仍認為要積極組織武裝[10]。3月2日《和平日報》編輯楊逵和鍾逸人廣泛印製倡議召開市民大會的傳單,以謝雪紅為首的左翼人士於台中戲院舉行市民大會,共同推舉謝雪紅為大會主席。會中強烈抨擊國民黨暴政,並鼓動參加群眾遊行示威,他們利用消防車鳴響警笛呼籲市民響應起義,群眾很快奪下警察局。台中地區當地仕紳擔心局勢,也在同日成立「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來處理時局。當日,謝雪紅和楊克煌再度把警察局的槍枝和武裝發給響應青年,當天晚上青年隊攻佔鄰近小型軍事據點,奪取更多武裝,此外還占領廣播電台和和政府機構,一度攻佔台中市大部。武裝群眾利用電台廣播,向中部區域號召起義,並要求各地建立武裝隊伍[11]。
3月3日一早,謝雪紅組成「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組織武裝部隊,而其他各地也開始陸續組織自行的武裝隊伍。而台中地方仕紳與謝雪紅激進的理念不同,在林獻堂的建議下,讓吳振武在台中師範學校組織「民主保衛隊」一來維持治安,二來牽制謝雪紅的「作戰本部」的力量[12],台中市區形成兩股主要的武裝團體。同日上午八時許,國軍於第三飛機場倉庫(舊教化會館,空軍後勤部供應分站)出動武裝卡車企圖奪回市區控制權,用機槍對空掃射示威,這激起群眾暴怒,導致民兵與國軍在市區展開激烈槍戰,雙方皆有死傷[13]。當日下午,各地民軍自電台廣播中獲悉消息,紛紛趕赴台中並支援作戰,有的與台灣中部地區多處國軍的軍事據點進行交戰。各地民軍的隊伍計有彰化隊、大甲隊、豐原隊、東勢隊、埔里隊、員林隊、田中隊、太平隊、獨立治安隊等等[14]。其中埔里隊有霧社地區一百多名原住民下山參與台中作戰本部,但埔里隊因為不想捲入政治鬥爭,在2-3天之後一部分隊員就返回埔里解散[15]。國軍從市區敗退出來,退守第三飛機場倉庫,民兵繼續圍攻該倉庫,自下午四時激戰至晚上,夜雨中槍砲聲震動全台中市,國軍部隊陷入重重包圍,試圖突圍失敗,國軍部隊於當日晚間十時許繳械投降,國軍勢力完全退出市區[16]。
至3月4日,民軍共攻取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察局、台中縣警察局、台中市憲兵隊、台中團管區司令部、台中軍械庫六處、台中廣播電臺、台中電信局、專賣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機構。在台中仕紳組成的「處委會」委任下,吳振武擔任「保安委員會」總指揮,起初「處委會」仕紳派打算把謝雪紅的「作戰本部」納入管理,但謝雪紅並不想跟他們合作,但在中共台灣省工委張志忠以處委會的部分人士具有聲望與影響力,可用於籌措物資為由,成功勸說謝雪紅加入「處委會」,成為委員之一。而謝雪紅之後也透過「處委會」內部會議操作,防止「處委會」仕紳派進一步對國民黨政府妥協[17]。而後由吳振武兼管理學生武裝的「治安隊」總隊長,並由謝雪紅擔任其參謀[18]。隨著埔里隊佔領了國軍的「干城營區」,各路武裝團體為了整合指揮系統並整裝裝備方便,開始在干城營區集結[19]。3月4日上午10時,台中水湳「空軍三廠」(第三飛機製造廠)少將廠長雲鐸與民軍吳振武、謝雪紅談和協商,並約定在3月5日交出武器和營地,此時台中市區以及近郊悉數為民軍控制。
然而處委會的台中仕紳們很快就與謝雪紅等左翼人士發生路線衝突,處委會多數仕紳主張採用溫和的方式處理時局,他們主要將武力作為治安維持,而非向政府抗爭的手段,並試圖透過妥協和解、息事寧人的方式來減少官民間的摩擦,這讓謝雪紅和其他激進派成員大感不滿。3月5日上午虎尾、嘉義、高雄、台北各地的民軍都向台中「處委會」尋求支援,但處委會並沒有給予幫助,而謝雪紅反讓自己的「作戰本部」提供幫助,將彈藥交付支援給嘉義、台北等其他地區民兵作戰[20],甚至同日下午謝雪紅另組「特別志願隊」支援虎尾機場的戰鬥。而吳振武、謝雪紅兩人也發生衝突,5日上午謝雪紅帶著鍾逸人前去找吳振武商談借取槍枝來武裝隊伍一事,被吳振武給斷然拒絕。之後謝雪紅也多次找吳振武商談之後作戰規畫,但吳振武都躲藏不見[21]。
成立
3月6日,張志忠因嘉義5日向台中求援未果,當天親自來到台中,並建議謝雪紅挑選最精良的自發群眾,組織自治軍[22]。而謝雪紅在加入臺中處委會之後,也不滿對武裝隊伍「軍權」的影響力下降,決定另起爐灶。同日下午謝雪紅將集結在干城營區的各隊人馬共四百餘名青年、學生,與二戰後退伍的台籍日本兵等改組為「二七部隊」,命名緣由是紀念2月27日台灣同胞被殺的日子[23]。謝雪紅自任總指揮[24][25][26][27][28][29][30],由鍾逸人擔任二七部隊的部隊長[31],古瑞雲為副官。其他職務分配上蔡鐵城為宣傳部長、參謀長黃信卿負責管理錢及軍糧[32][33],而石朝耀為聯絡官、何集淮負責祕書處、吳崇雄為中隊長並負責軍醫救護[34]。
在差不多時間,發生了「治安隊」總指揮吳振武槍擊受傷事件,這件事可能發在在5日或6日或7日晚上,吳振武他因傷退出武裝機構,迴避與謝雪紅在武裝路線和「軍權」上的爭議。處委會內部透漏是因為吳振武自己在擦槍時不小心誤擊。而當時知情的左翼激進派,從吳振武手下呂煥章得知一些內幕,認為此舉是台中處委會的仕紳們有意透過吳振武暗殺謝雪紅,但吳振武透過自殘而退出「治安隊」,來逃避這份暗殺謝雪紅的指示[35]。而隨著吳振武的退出,他旗下「民主保衛隊」原本的台中師範學生,由部下呂煥章帶領下改編為「中師隊」,轉投謝雪紅[36][37]。而吳振武名義下另一支武裝隊伍「台中農學院隊」[38],因為二七部隊濃厚的左傾色彩而不願加入[39]。
組成
二七部隊的基本隊伍,有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該校校長是謝雪紅,該校學生隊由教師李炳崑帶領[40]。又根據李碧鏘口述,謝雪紅的兵力僅靠建國工藝學校的學生,年歲只有十四、五歲左右[41],然而該校學生隊是全部學生隊人數中最多的[42]。此外還有此外還有何集淮與蔡伯勳的中商隊(台中商業學校學生隊)、呂煥章的中師隊(台中師範學校學生隊)、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黃信卿的埔里隊、黃文輝的嘉義隊、林大宜從農村招募當過日軍的農民、延平學院學生、「民主保衛隊」其中的鍾逸人隊伍,以及包含後來加入的農學院陳明忠等人等等[39]。每一小隊不過二十人左右,整個二七部隊最多也只有四百多人[43]。
在這些隊伍裡頭以何集淮、蔡伯勳為首的「中商隊」、以呂煥章為首的「中師隊」、以李炳昆為首的「建國工藝學校」、以及由張志忠特別派來支援謝雪紅,而以黃文輝為首的「嘉義隊」等幾隊被謝學紅等人視為核心部隊,這些幹部或是領頭老師不僅是謝雪紅的核心團隊成員,有些成員還是中共地下黨黨員或左翼支持者[39],如曾永賢等人[44]。然而除了這些帶頭幹部以外,謝學紅和其他核心成員主要負責宣傳、後勤等文職工作,隨著後期二七部隊進入埔里以後,軍事工作比例越來越重要,謝雪紅的文職核心人員的作用也跟著下降。甚至可能在謝雪紅的特意下,她有意讓自己的文職核心成員與二七部隊等領導軍官包持距離[45]。而儘管副隊長古瑞雲是她找來確保二七部隊掌控權的人,屬於謝雪紅人馬,但他並不是謝雪紅的核心人員[46]。
二七部隊裡的各小隊一開始都是群眾自發成立,主要是一支學生軍,並不是共產黨所組建的黨軍[47]。然而因為其中一些小隊的領頭幹部具左傾色彩,且和謝雪紅有密切關聯,就算有些成員並無政治色彩,但他們多數也不反感左翼思想,因此二七部隊就是左翼和一些不反感左翼的群眾組成,他們在當時的多數台中市民眼中被視為「紅軍」[48]。鍾逸人在回憶錄也提到,當時二七部隊被外人認為共產主義過於濃厚而被針對[49]。而當時台中仕紳林獻堂也在3月8日的日記中提到二七部隊就是謝雪紅、鍾逸人等人建立的「共產軍」[50]。
“ | 洪炎秋三時餘來,報告謝雪紅、鍾秋生等組織共產軍,約有千餘名,鎗枝三、四百,一旦暴動勢甚難制。 | ” |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03-08 |
武器和訓練
在原本二七部隊成立之前,各個小隊在初期從學校、攻佔的警察局、軍營奪得不少武器,當「空軍三廠」與民兵議和後,鍾逸人與裡面的軍醫勾結,偷偷把軍械槍枝運出,武裝二七部隊[21]。根據鍾逸人的說法,他過去曾經跟前日軍「誠師團」的參謀長岸本重一認識,這位日本軍官曾把標註日軍武器儲存位置的地圖偷偷給了鍾逸人[51],因此後來二七部隊成立後,身為隊長的他派出直屬的自動車隊,由隊長吳金燦依著地圖分赴各地,一車車把武器運回二七部隊,不僅讓二七部隊有足夠武器,也有多餘的武器可以支援到板橋、虎尾、斗六和嘉義地區[52],如3月6日嘉義張志忠來訪,鍾逸人就派部分人員和武器南下嘉義支援[53]。根據當時的林獻堂估計,二七部隊擁有三、四百枝槍枝[50]。
在擁有大量日式軍械後,二七部隊完全依照日本陸軍制度分發,包含編制、軍紀、口令都完全參照日本陸軍的規定。因此二七部隊穿著接收之日本軍服、用日式三八步槍、以日語傳號令,因為這些青年們在二戰時期多數受過日式學校的軍事訓練,也都能適應這些規定[54]。二七部隊的青年們具有很高的士氣,但他們幾乎也沒有實戰經驗,更缺乏組織的強制力,這點被視為致命的弱點。尤其是這些青年實際上沒有從軍過,不知軍令的重要性,曾經就有衛兵站哨時擅離職守,跑去跟女生聊天[55]。二七部隊的成員既是自由參加,也就可以自由離開,成員要不要聽從命令,還要看個人有無意願。因此撤退到埔里時,全軍就四百餘人減員至不到兩百人,一到戰場上遇到緊要關頭,減員就更為嚴重[39]。關於兩軍的評價,參與者陳明忠認為,在戰鬥時國軍怕民軍,而民軍其實也怕國軍,只是國軍怕的程度比民軍大而已[39]。
備戰
3月6日下午,在謝雪紅的要求下,二七部隊的埔里隊黃信卿成功逮捕以蔡志昌為首的軍統特務份子四十多名,並將之拘禁於台中監獄。 3月7日,二七部隊正式成軍消息傳播開來,有其他的隊伍前來加入,進駐「干城營區」,同時隊員們整備彈藥、機槍、迫擊砲等,並整修機場,還佈置崗哨和整備武器以備作戰所需,準備大規模作戰[56]。然而儘管此時台中地區的所有官方機構都在處委會的掌控之中,但針對下一步行動卻陷入爭執,仕紳一派主張靜待台北處委會的指示,另一派左翼派則是認為應該擴大組織,徹底展開武裝鬥爭[57]。3月8日處委會選舉「執行委員會」十五名,其中謝雪紅和吳振武被選入執行委員之一。3月9日「執行委員會」開會,因吳振武受傷,結果當天謝雪紅帶著鍾逸人和二七部隊衛兵偕同開會,會中鍾逸人與仕紳派委員莊垂勝因物資問題發生激烈衝突,兩派不歡而散[58]。隨著這個時候頻傳國民黨援軍即將登陸來台的消息,因此處委會的組織活動逐漸減少,只剩下二七部隊仍舊堅持武裝鬥爭的路線[57]。
在台中期間,二七部隊曾經試圖操作機場的兩門高射砲,但因無把握不敢發射,且砲彈鎖在倉庫裏,時間匆忙也來不及打開,所以該炮就沒用[33]。根據當時擔任警備隊隊長黃金島的說法,二七部隊屬於合議制,在干城營區期間部隊任務單純,因為治安良好,僅是派員出來巡邏即可。當時部隊主要負責發號的都是副隊長古瑞雲,他不清楚隊長鍾逸人在做啥[59]。隨著吳振武傷退,仕紳派林獻堂擔心處委會內部因責權不清、力量分散會受左派勢力所乘,準備選出一位市長統帥消防、警察、治安隊等力量來維持治安,確保衝突不再升級。
3月11日,在得知國軍即將抵達臺中後,台中當地的仕紳,包括市參議會議長黃朝清等人,因為台北處理委員會已宣告解散,出於恐懼,對外宣告台中處委會與治安隊解散[60]。處委會仕紳甚至希望前任市長黃克立再度出任市長,但這點遭到謝雪紅在會議中強力反對。另一方面,二七部隊不認同處委會的決策,為了尋求突破,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戰術問題[57]。在會議中隊長鍾逸人的戰略是「派軍駐守大安溪和大甲溪的隧洞口和鐵橋下,主要在狙擊乘火車南下的國軍」[61]。警備隊長黃圳島的看法則是「我們只有幾百人,實力有限,如果繼續留在平地與國民黨軍隊對抗,會造成很大的傷亡,並可能殃及無辜鄉親。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保存實力,利用對我們有利的地形地物,撤退到埔里繼續打游擊戰」。經過主要幹部開會的共識決,決定撤退至埔里,繼續反抗事業[62]。
轉進埔里
因得知國軍二十一師已進逼台中。而當時已全盤控制台中市警、政、軍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軍於台中市區戰鬥而波及市民。3月12日早晨,古瑞雲照例集合隊伍點名,然後傳達謝雪紅撤退到埔里的命令[63],在中午的時候謝雪紅再度跟幹部提起撤離之事,並預定下午三時出發,並要隊員準備車輛。二七部隊找來3輛公共汽車和多輛卡車運送二七部隊一百多人,於傍晚來到埔里,並將武器、彈藥、糧食、車輛等物資暫時集結於埔里國民小學。另外謝學紅和楊克煌還另外找來兩輛卡車,把干城營區和教化會館內的軍毯、軍裝、軍鞋、蚊帳和襪子等物資帶走[64],帶去埔里賣掉充作軍資[65]。
3月13日上午,部隊把指揮部從埔里國小移到埔里武德殿(現埔里鎮公所位置)。謝雪紅為了和嘉義地區張志忠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遙相呼應,在會議中宣布把二七部隊改名為「台灣民主聯軍」[39]。對軍事外行、沒有軍事經驗的謝雪紅,在二七部隊之中對於軍事行動很少發表意見,此時她主要忙於拉攏當地仕紳,一邊忙於募兵。為了號召更多埔里當地人參加,謝雪紅和蔡鐵城等人分乘兩輛卡車到埔里鎮內各地四處去宣傳演講[66]。宣傳部長蔡鐵城原是和平日報台中總社採訪主任,他在車上賣力演講,說明該部隊遷入埔里的任務,並號召埔里鎮民同心協力抵抗國軍21師,結果群眾反應熱烈但募兵成效不佳,因當地人也深知當前二七部隊前景黯淡[67]。部隊進入埔里後局勢有大變化,國軍整編21師的接近,被迫撤退至埔里的部隊人數僅有百來人,造成士氣嚴重影響。而謝雪紅此時留在埔里,讓部隊士氣有個很大的穩定作用,讓隊員都產生「難道自己不如一個女流」的自省[66]。
因為原本二七部隊很多學生都已經返家,真正跟二七部隊進入埔里的學生並不多,合計起來約150以上,不到200人,其中多是中商、中師的學生[64]。3月13日下午五點半,國軍21師先遣部隊開抵台中[68],並侵占民間店鋪與住宅以為營舍。然而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13日不在埔里,根據他的說法,他早上跑去草屯送女學生回嘉義,還去一趟台中觀察國軍的進城狀況[69]。對於隊長鍾逸人在緊要關頭不在之事,部隊不少人很不諒解[70]。
退或守
3月13日晚上,二七部隊幹部對於之後的作戰方針發起討論,當時的討論重點是要固守埔里,還是進一步退入更山區的霧社發展根據地。主張固守埔里的一派認為,利用烏牛欄橋有利地形堅守,真的守不住還可以往嘉南一帶流竄,並認為退入霧社是利於防守,但補給和退路會有很大問題[71]。另外如果退入霧社,也要當地原住民願意合作才有可能性,目前這點尚未確定。經過幹部們討論,逐漸多數同意先行固守埔里的戰略。決定好戰略後,因隊長鍾逸人一直不在,便由副隊長古瑞雲來安排防守線的佈署,而警備隊長黃金島曾探查烏牛欄橋地形,隨後由古瑞雲與黃金島兩人研究下完成了該處的防線安排,守衛烏牛欄橋的任務也交給黃金島[72]。
3月14日,謝雪紅為了確認霧社這條退路是否可行,並評估霧社可否發展為根據地,她一大早就坐車帶著曾永賢等共八人,親自強往霧社與當地鄉長相談,希望可以獲得協助,但遭到當地人拒絕[64]。隊長鍾逸人從台中回來,他在同日八點召集部隊幹部開會,出席者除了鍾逸人,還有古瑞雲、楊克煌、蔡伯勳、呂煥章、何集淮等八、九個人,會中鍾逸人表示國軍太強大,提議解散二七部隊,但遭到大多數與會者反對。鍾逸人隨即離開現場,自行離隊,之後在場幹部推選副隊長古瑞雲繼任二七部隊隊長[73]。在鍾逸人離隊之後,他的親信兼部隊參謀長黃信卿也差不多時間離隊[73],而在之後的戰事準備,皆是古瑞雲他幾乎負責實際的調度任務,成為部隊領導者[46],並由蔡鐵城擔任部隊參謀長[74]。
謝雪紅曾經把募款所得的十萬元支票,交給鍾逸人,要他去銀行領錢作為軍資買糧食。鍾逸人13日前去台中時,也順道領了這筆錢,但14日離開部隊後並沒有把這筆糧款交出。儘管事後鍾逸人在回憶錄提到他曾把五萬元轉給古瑞雲,但古瑞雲否認有這件事,並說當時二七部隊糧食不足,只能拿謝雪紅在埔理賣軍襪軍裝的五萬元軍資款項應急,部隊解散後這餘款四萬元都還給謝雪紅[75]。而倖存者黃金島和陳明忠也都控訴鍾逸人捲款的行為[76],並證實當時二七部隊缺錢買青菜,只能吃罐頭[77]。這筆下落不明的十萬元日後也被成為謝雪紅在大陸被鬥爭的理由[78]。
同日中午謝雪紅從霧社返回,她們順道回程考察了萬大一帶山區,評估撤退方案[64]。儘管謝雪紅沒有完成達到目的,但當晚霧社有十多位原住民青年下山響應參戰[79],謝雪紅讓陳明忠帶領這些原住民青年[80]。
轉折
14日下午,中共工委會派聯絡員謝富前來埔里,與謝雪紅和楊克煌在二七部隊指揮部埔里武德殿會面,當面傳達工委會要求地下黨員退出二七部隊運作,要求適當的時候把部隊解散並保存實力。謝雪紅和楊克煌收到消息後,雖然尚未離開埔里,但兩人搬離指揮部武德殿,開始打包行李做準備。部隊長古瑞雲目擊到謝富與謝雪紅的會面,但尚不知情的他對於謝雪紅和楊克煌離開武德殿的行為感到不解。
防禦埔里
此時國軍21師146旅436團之一部(兵力800人)進駐草屯,並繼續前進至水里龜子頭地方,企圖向埔里推進。二七部隊分隊於下午五時獲悉後打算中途埋伏截擊,該夜晚二七部隊黃文輝等人就在「觀音橋」兩邊的山腹埋伏了一夜,卻不見國軍前來,才知道己方行動已經洩漏。顯示國軍的搜集軍情工作就做得比二七部隊高明得多。他們對民軍的行動、兵力佈置瞭如指掌,而民軍則否[39]。
3月15日早上,又傳國軍準備進攻埔里,古瑞雲率領全部兵力前去對抗,當時二七部隊手上只有兩挺機關槍,六、七十支步槍和手榴彈,均是日式武器。古瑞雲的部隊佔據優勢地形,國軍的21師146旅436團在上午十時到草屯企圖襲擊埔里,與二七部隊交戰[81],儘管人數劣勢,但二七部隊居高臨下,士氣高昂,激戰到下午近三時,因殺傷不少敵人,敵軍被迫撤退,此戰役二七部隊也損失六位戰士。另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營)由二水經集集前進至水裡坑(今南投縣水里鄉),並佔領日月潭與門牌潭兩發電廠。又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連)試圖經由魚池地方包圍埔里。國軍分路夾擊二七部隊,並縮小包圍圈,此時埔里對外通道均為國軍封鎖。
謝雪紅離隊
而在收到謝富指示的一天後,謝雪紅和和楊克煌在3月15日傍晚也決定離開二七部隊,她把工委會消息傳達給部隊長古瑞雲,要求他在適時解散隊伍,並說她們之後準備去竹山躲藏[73]。隊長古瑞雲對此大受震撼也很失望,但古瑞雲並沒有聽從謝雪紅指示解散二七部隊,他仍對不知情的部下鼓舞士氣,準備抗戰到底,並繼續攻佔了埔里的能高區區公所、警察局等[82]。謝雪紅和和楊克煌沒有與部隊成員一起戰到最後,也因為如此二七部隊成員有感受到被「拋棄」的感覺[83]。而謝雪紅從原來鼓舞青年士氣、分析軍事地形,為部隊找出路,讓青年們深刻信賴的領導者,因聽從中共指示做出離棄正出生入死中的戰友們的這個政治抉擇,究竟是一個革命者須遵從黨的指令的紀律表現?或對青年民兵們的背叛?從幾年後在中國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謝雪紅因此被冠上「二二八逃兵」這個政治羅織的罪名。學者林瓊華認為,若從為人民尊嚴而戰的戰士立場而言,謝雪紅確實是背棄士兵的將領,但站在集體作戰政策中的秘密地下黨一員的立場,忠於黨的指令的謝雪紅,則又無疑是被中共背叛[84]。
燃盡
夜襲日月潭
此時國軍整編二十一師主力進攻埔里在即,古瑞雲和蔡鐵城討論後決定在決戰前肅清後方的國軍據點,以免背面受敵[72]。他們計畫組織一場敢死隊針對魚池、日月潭發動突襲,計畫由自己率領下「中商隊」、「中師隊」和臨時成立一個「突擊隊」發動攻擊,「突擊隊」由台中農學院學生的陳明忠擔任隊長,副隊長由「中師隊」隊長呂煥章兼任,其餘的「突擊隊」隊員大都是從霧社下來的原住民[39]。於是謝雪紅和和楊克煌便跟著大部隊順道前去魚池,並在魚池離開二七部隊[85]。
於晚上十時古瑞雲和蔡鐵城率隊二十餘人發動進攻,呂煥章攻佔魚池警察所,再徒步夜襲日月潭涵碧樓,但發現該地國軍已經事先收到情資,而撲了空,幸好二七部隊反應及時,免受到國軍機槍的埋伏打擊[39]。凌晨二時,古瑞雲與國軍21師146旅436團第2營第4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潰退水裡坑,在本次日月潭戰役中二七部隊俘虜三個敵兵和一些戰利品[86][87]。
烏牛欄之役
3月16日凌晨三、四點古瑞雲率兵返回指揮部武德殿,發現何集淮、蔡伯勳等人已不在,此時指揮部包含自己僅剩二十餘人[86]。然而根據曾永賢的回憶錄,當時他與何集淮、蔡伯勳三人有參加16日這場烏牛欄之役,只是所屬部隊不屬於黃金島的陣地,該部隊也沒遇到甚麼傷亡[88]。
隨著國軍增援部隊進攻埔里,警備隊指揮官黃金島、「突擊隊」陳明忠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駐守烏牛欄吊橋西南邊600公尺處的南、北兩側小山巒迎戰,乘地利之便,由上午十一時激戰至黃昏,戰場上槍聲與爆炸聲持續不斷,國軍傷亡皆近百人[55],此役重創國軍,史稱「烏牛欄之役」。激戰到下午四點,「突擊隊」隊長陳明忠受傷退下,「突擊隊」僅剩的5人也跟著退出戰場,返回埔里總部時發現已無他人,陳明忠只得在原住民隊員的帶領下逃往霧社[39]。
因埔里當地原住民不支持游擊作戰,民軍孤立無援又無法與他處隊伍聯繫,又兩軍兵力火力差距過大、腹背受敵,加上彈藥用罄,於3月16日晚間遂行解散,結束了中部地區的武力抗爭。除了有部分人員參加由陳篡地領導的嘉義小梅地區游擊隊,其他人員則是開始逃亡[81]。其中成員謝雪紅、楊克煌與古瑞雲於事後逃亡中國大陸;成員鍾逸人、黃金島則陸續被捕,出獄後參與台灣民主化運動。
相關爭議
對於二七部隊由誰組織,以及是否屬與紅軍,成立日期等議題都存在爭議,眾說紛紜各有理解詮釋。學者林瓊華認為謝雪紅在台中主張武裝抗爭,由她在組織的「二七部隊」過程中,不僅與中共地下黨書記蔡孝乾和副書記兼武裝部長的張志忠保持聯繫,隊伍中也有謝雪紅自己親信的「紅色子弟兵」,如何集淮、蔡伯壎、曾永賢、呂煥章等幹部[89]。當時二七部隊的結構鬆散,隊員可自由加入及退出,很多成員甚至連古瑞雲、鍾逸人與黃金島等幹部階級都是事後才知道二七部隊裡存在這些左翼成員。
根據當時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說法,二七部隊絕不是「紅軍」,儘管他很尊重「歐巴桑」謝雪紅,但他個人也不是由謝所領導,二七部隊領導權與謝雪紅無關連[90]。鍾逸人進一步闡述二七部隊是由他自己組織,命名緣由也出自自己,他在自傳中提到,因原「民主保衛隊」領導人吳振武消失,由他接管了部隊,並以此為主幹在干城營區與其他隊伍重組為二七部隊,由自己擔任部隊長,成立的時間是3月4日下午4點,而非多數主流觀點認為的3月6日。關於此論述遭到其他二七部隊倖存者的指責,直指這說法非史實,並說「我們這些熬著活過來的人都還在呢!鍾逸人太性急了…」[91]。學者陳芳明也質疑該說法,並認為吳振武因槍擊受傷而放棄部隊指揮權是3月5日之後,時間不合[92]。
而作家李喬則是否定上述說法,認為二七部隊不是謝雪紅也不是鍾逸人組織,而是當時的民眾和學生們大家共同組織起來的,而是民眾因緣際會「眾志成城」共同聚合而揭竿起義[93]。
影響
由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台灣中部地區有二七部隊這一支本土武裝部隊以火力進行抵抗,並將開往台中市的大批國軍增援部隊吸引牽制轉往南投山區追剿,使台中市得以成為平民未遭國軍大規模濫殺的城市,如陳芳明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武裝起義或武裝抵抗已經發生正面作用,使民眾死傷特別少。」[94]
烏牛欄戰役紀念碑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橋頭(前烏牛欄橋所在地)有一紀念二七部隊對抗國軍的《烏牛欄戰役紀念碑》,在2004年由時任南投縣長林宗男設立。
二七部隊紀念碑
2017年,為表彰二七部隊愛鄉護民,台中市新文化協會推動在台中市干城公園設立紀念碑,並捐贈給市政府,二七部隊長鍾逸人、警備隊長黃金島到場見證揭碑和捐贈儀式。[95]
相關作品
- 李喬等撰稿. 楊翠 , 编. 《青春二二八: 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 二二八基金會. 2017月12月. ISBN 978986927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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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相關條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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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媚麗埔里-大埔城誌-歷史大事--228事件 烏牛欄之伇.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2018-03-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