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隴集團
關隴集團，又稱關隴世族、關隴貴族、關隴門閥、武川集團。關隴集團一詞由陳寅恪所創，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間，籍貫位於關中（今陝西省）、隴西（今甘肅省東南）的門閥世族。胡漢混血、文武合一是其特色，他們佔據了當時的統治階層，皇室亦出於此。而關隴集團又以武川（今內蒙古武川县）為濫觴，清代考據學史家趙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記‧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曾如此形容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他並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证明关陇士人与鲜卑胡姓的关系。
歷史
北魏至北周时期：發源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間，為了防禦柔然入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長城沿線（今內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線）設置了許多鎮，其中較為重要的是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沃野鎮、懷荒鎮，合稱六鎮，又稱北鎮。北魏朝廷將部分鮮卑貴族遷至六鎮，令他們為鎮民兼武士，鎮民之上設有鎮將，由其總攬當地軍政。當時六鎮地位崇高，身為六鎮之民是相當尊榮的，且擁有仕宦、復除（免除賦役）等特權。
然而到了孝文帝時代，將京都南遷洛陽使六鎮重要性大不如前；遠在邊境的六鎮之民漢化遲滯，在經濟與文化上逐漸成為弱勢。隨著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漢化政策，六鎮特權被取消，社會階級大幅下降，反受南遷的漢化鮮卑人歧視。朝廷甚至將罪犯發配六鎮為兵，形同流放之地，當地對於改革的反感情緒不斷累積。宣武帝時，六鎮飢荒，終於引爆六鎮之亂，北魏全國陷入嚴重動盪。
從這場兵變中獲利的有懷朔鎮出身的鮮卑化漢人高歡與武川鎮出身的鮮卑人宇文泰，兩人各自擁立皇帝，使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宇文泰將武川人編成禁軍，又創立府兵制，交由同樣出身武川的八位柱國大將軍（簡稱八柱國）和其麾下十二大將軍統領，將西魏政權牢牢掌握在武川人手中。由於西魏政權主要割據關中（今陝西省）、隴西（今甘肅省東南）地區，宇文泰於是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將西遷的鮮卑貴族和原籍山東（今山西、河北、河南）的部分士族改籍關、隴，並重用當地原有士族，逐漸形成一支新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八柱國與關中士族，這就是关陇集团的基礎和肇始。八柱國家族跟隨宇文家族對抗東魏、建立北周取代西魏、滅北齊統一北方，戰功彪炳。到了唐代，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八柱國家族的榮耀，曰：「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
隋至唐前期：發展與巔峰
北周武帝攻滅北齊，統一了華北，卻在統一全國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繼位後不久即禪讓予七歲幼子北周靜帝，自詡為太上皇而耽於遊樂，政事全交給天元皇后楊麗華的父親，外戚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北周末期，軍事將領已由漢人佔多數，楊堅得以輕易地篡奪政權，建立隋朝。楊堅之父楊忠為北周十二大將軍之一，楊堅之妻獨孤伽羅（即後來的獨孤皇后）更是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七女。可見關隴集團各家族之間經由通婚強化了聯繫，政治影響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過是關隴集團內部的一次權力移轉。
隋朝末期兵亂四起，其中有兩位八柱國的後裔，李虎之孫李淵（即後來的唐高祖）、李弼之曾孫李密也擁兵起義。而李淵之母是獨孤信的四女，李渊同时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妻甥、隋炀帝杨广的姨表兄，唐皇室与关陇集团、隋皇室其實有著頗密切的血缘关系。李淵之所以能夠輕易攻陷大興（長安），討平諸侯一統天下，爭取到關隴集團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陈寅恪曾评价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1]”关陇集團作為核心，基本上主导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這段時期門閥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改朝換代並不影響關隴集團的政治地位。隋代雖已开始實行科举制度，寒门與庶族士人逐渐参与政治，但多不居显位，难有大作为。
自南北朝以來，社會便流行以門閥評定一個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門閥且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2]众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东七姓十家（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最为显贵，就连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徵、李昉等人均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集團为了巩固地位，着意改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在閱覽编成的《氏族志》时不满道：“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3]”于是命高士廉編著《氏族志》，将天下氏族分为九等，第一等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贬斥士族，压抑舊有的门阀势力。
武周至唐後期：衰弱和終結
唐太宗死后，关陇集团的首腦长孙无忌自恃拥立唐高宗之功，专横排斥政敌。而武则天则以美色讨好高宗，高宗也出于自身加强皇权的需要，利用“废王立武”等连续事件使长孙无忌倒台，离开政权核心。武则天雖係关陇集团出身，却是疏远的家系，祖籍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並非关陇集团的傳統地理范围；其母杨氏雖出身于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彟原只是商人，因追随李渊開國有功而受封，並無关陇集团世族背景。故在武周時期，武則天为了巩固政權，著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关陇集团，採用酷吏、崇尚进士文词詩賦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揽不满关陇集团大權在握的士人。科舉制虽然在隋代便已實行，但中举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权位还是为关陇集团所掌控。直到武则天积极任用举人、進士及第，以鞏固武周政權，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乘机发动神龙革命，推翻武周政权，李唐皇室重新掌握大權。
唐玄宗在開元時期多繼續任用武周晋升的举人，但在天寶以後便渐渐提拔李林甫等世族成员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关陇集团的統治。直到安史之乱、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优越地位迅速下降，科举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职的情况愈来愈普遍；加上唐代后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权、杀废皇帝，这些都嚴重地削弱了关陇集团的影响力。黄巢之乱后，數百年以來的社會階級隨著唐朝滅亡一同瓦解，傳統士族死傷殆盡，地方藩鎮势力崛起，門閥政治無以為繼，關隴集團也不復存在了。
关陇集团崛起的原因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漢廷以經學甄才，經學學者入朝為官，將學問傳授其子弟，日後繼續仕宦。這個模式在一些家族中代代相傳，累世經學造就累世公卿，東漢時社會上已出現一批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士族（或稱世族）的雛形。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出身與姓氏成為用人的重要依據，強化了士族對官職的壟斷和世襲，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到了南北朝，各朝政權的穩固無不倚賴門閥的支持，如此重視門第的社會環境可謂是關隴集團崛起的土壤。
为了在关陇地區鞏固西魏政權，對抗國力較為強大的東魏，宇文泰實行关中本位政策，“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也。[4]”宣傳關中地區自周朝以來的文化正統性，沿襲北魏孝文帝的多項漢化政策，並重用關中士族，有別於東魏的排斥漢化。胡漢融合的結果，跟隨宇文泰西遷至關中的鮮卑人與鮮卑化漢人最終漢化，其剽悍尚武的民风卻也感染了關中士族，文武合流、士人能文能武的風氣成為了關隴集團的一大特色。这使得关陇集团在南北朝盛行的世族政治中迅速崛起，成为北周隋唐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這段時期頗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后来宋朝的“文人政治”有着明顯的不同。要求士人文武兼修的風氣，直到武周時期科舉抬頭後逐漸衰退。
反對説法
岑仲勉反對曰：“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礙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則认为岑氏對於陈说赵州昭庆二陵及《光业寺碑》未能提出反证，无法动摇陈说。
黄永年认为關隴集團只存在于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炀帝时因把政治中心東移，並引入原南朝官僚來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渐衰落解体，唐初已不复存在。唐高祖时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关陇的不及半数，并不足以称为一个集团。[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