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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得糊涂了。黑白颠倒，记不起上一餐饭是什么时候，一觉醒来不知自己躺在哪里，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这是一种十分莫名其妙的混沌的生活状态。我并没有一下子把自己锁入暗室或者摔进泥潭，沉迷，不修边幅，颓废，纵欲，这些都是没有的事。我依旧梳妆打扮，在白天外出之前一点点涂好混合了百洛油的防晒霜，我记得那样做是为了保持皮肤湿润；晚上睡觉之前仔仔细细地刷牙，早上醒来喝一杯用温水冲泡的淡蜂蜜。我几乎保留着所有原有的生活习惯，并且自认为这些习惯比大多数年轻人的都要健康。可奇怪的是，我一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面颊日益浮肿，黑眼圈严重得好像长期都在失眠。还有更古怪的事，我时常死活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外出，出去做了什么，为什么一觉醒来不是在早晨，还有我生活里本来存在的人，他们都哪儿去了，为什么我与他们突然就没有了交集和交谈。

　　就好比半分钟前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是趴在一张桌子上睡着了。我完全记不起自己在哪儿，只通过模糊的视野判断大概身处一间咖啡屋。屋里放着爵士乐，灯光昏暗，小野丽莎潮湿沙砾一般的声音给人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然而我确实是醒了。

　　当我处在这一秒时，我觉得自己是清醒的，而且健康，精神健全，做事都有原因。可当我回想较早的一些事，我会发现记忆是脱节的，甚至连思维也是，我能记起来的只有少数零碎的场景。而那些缺失记忆的时间里，我做过的事仿佛都在持续地将结果报应归还于我，让我憔悴得不像样。

　　即使这些事都不是一般的荒诞，可当我无计可施的时候，还是选择去适应它。在正常生活时都是半推半就的一个人，遇上这样的荒唐事，更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所以我现在也只能擦擦嘴角，然后直起身来假装自然地理了理头发。

　　这时我发现桌子对面坐着一个陌生的青年，他从书里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说道：“醒了？”这倒是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还好他没等我回答，就又埋下头去了。他正在读我的书，一本有发黄的白色封皮的《不安之书》，我通常将它放在枕头左边。他的咖啡旁放着那张满是划痕的红色透明的塑料书签，我用了它很多年。我认识他吗？他为什么捧着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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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在陌生的咖啡馆醒来不得不应对一个陌生的男子，这是我设想过的场景，关于生活中可能会存在的某种荒诞或者不可控性。关于这个场景的萌发，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八岁以前的高中时代。但那时也仅仅只是萌发，还未曾有过任何应对的打算。后来偏好的应对方式，是被动型人格一向擅长的招数，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可惜的是，这种程度的荒诞和不可控，我还未有过亲身体验。不仅如此，将时间再往回推的头几年里，几乎没有任何需要应对陌生人的契机，这一类的经历在中国一概没有，什么也没有，谁也不过来。

　　后来去到日本的时间里，反倒遇见了两次。也许不止两次，只是那两次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遇见，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并且其中也许存在着某些隐蔽的要素与关联，让我每每回想的时候都感觉不可思议。

　　一次是在南草津的车站，时间快到夜间十点。我坐在站外二楼的长椅上，等人。说是等人，但其实与那人既无实时联络也无提前约定。总之我就坐在那，以等到某个人为最终目的。

　　我坐在长椅的最右端，左边还坐着两个日本女生，靠近我的是一个穿着套装的青年，手里还拿着文件袋。我只占了非常小的一块位置，本本分分地端坐着，原因是我左边那人已抛弃了坐姿，明显是醉酒了。我想尽可能离他远一些。日本社会里这点最让人厌烦，上班族不管工作得多累，下班后总有公司的酒局不得不参加，即使这种酒局的存在已经是一种负担，却没有道理和意义可言，因为这就是日本公司的文化习俗。所谓文化习俗，我想就是那些哪怕有人曾试过或正尝试着摒弃，但最终仍以某种面貌在某个群体内持续并且留存了下来的行为现象。所以日本街头凌晨常见醉酒的上班族瘫倒在地，冬天被冻死的也许也有。总之，这不是能让人见着心情舒畅的事，所以我尽可能地远离。但我必须坐在这里，因为时下已是冬天，夜晚站外的温度已经能让人瑟瑟发抖了。

　　旁边那人支撑了一会儿，索性把文件袋往椅子上随手一扔，整个人横躺了下来。我斜眼看了他几眼，确定他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然后拿起手边的杂志，假模假式地翻起来。

　　这时来了另一个年轻人，长得敦敦实实的，也穿着套装皮鞋，在那醉鬼脚边、我的紧左边坐下来。我警惕地瞟了他两眼，他看起神情倒是清醒，不像醉酒的人。这年轻人坐下以后第一句话先跟我说了抱歉，日本人的社交礼仪，看来那醉鬼是他的朋友。他照看了那醉酒的人两眼，然后开始跟我搭起话来。

　　我已经忘记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开口才是相对较自然的呢，我没有过主动搭讪的经历。也许他直接就问了我在这里干什么，我简短地回答说在等人。他以为我要等的人从车站里出来，我跟他说不是，具体从哪来我也不知道，总之我只管在这儿等着。他认真地瞧着我，但也许不太明白，肯定不明白。他把视线收回去以后，若有所思似的点了点头。他的醉鬼朋友就蜷在他身边一动也不动地已经睡着了。

　　这人说他如今住在名古屋，在名古屋上班，一会儿就要坐车回去，时下赶的是天皇诞生日的假期，后天就得上班。但南草津是他老家，那醉酒的人就是他学生时代的朋友，今天回来就是同他们聚会喝酒。

　　他始终离我十公分的距离坐着，不算远的距离，说话时目光一半时间看我，一半时间落在脚前方。这样被搭话倒也没有让人感觉不自在，但我始终保持了一些警惕，他说话时我就瞧着他。这人穿着普普通通的套装和皮鞋，既看不出来高档也不至于显得寒碜，头发也是梳的中规中矩的打过发油的偏分头。脸不至于胖，却也没有属于成年男性的那种锋利的轮廓感，眼睛倒是生得深邃好看，年纪我猜约摸在24到28岁之间。右手里拿着办公式的手袋放在右膝上，就是靠近我的这边，左手随意放在那醉酒的腿旁。

　　他说话倒是没有那股关西腔，但他知道我不是日本人之后，又突然开始跟我讲起英语来，讲英语也没有Japanlish的口音。我忍不住夸他英语说得好，但他说自己一点也不懂英语，只是会说而已。真是够怪的。

　　新的一波人群从车站里涌出时，他问我等的人几时到。我哪里知道呢，甚至来不来我也说不准。我看了看表，十分有余，“十点半”，于是我回答他说。我想这时间里他怎么也得进站坐车了吧，这样一来，谁能知道我等不等得到人呢？可他马上接着说，我等到以后他就进站坐车。我听了这话开始犯愁，难道没人来今晚就要一直在这儿等下去了？虽然我一直在等人，但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希望等的人快点出现来结束这一场面。

　　在这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些东西，但我已经记不住内容了。期间他还起身去了楼下的7-11买了两瓶热饮给我，说天气冷，一瓶给我一瓶给我等的人。我不知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拒绝，正如我上面说过的，在中国从未碰到过这样的，哪怕是排队或者干什么时让我稍优先的人都没遇到过，当然对此我没有任何产生不满的理由，只是单纯说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想概不至于往水里加了什么东西吧，于是就打算道谢接下了。

　　饮料装在小塑料袋里，这时我注意到他伸出的拎着塑料袋的右手。哪里有些怪怪的，又说不上来原因，总感觉这手似乎缺乏了作为人体部件的某种协调性。人的身体样貌不尽相同，但凑在一起总归有种和谐感，让人不至心生怀疑这耳或这手臂是跟错了主人。哪里怪怪的呢？我从他手中接过饮料后，他的手掌回归了自然的平展状态，这时我才意识到，是他的小指出了问题。他的小指较常人短了一截，失去了指尖。这种程度的轻微残疾并不是没见过，也确实没必要大惊小怪，但似乎隐隐有种说不出的什么东西存在了。

　　我等的那人出现时，时间刚好十点过半，那人是从楼下乘电动扶梯上来的。我看见他时一点没惊讶，像说好了碰面那样。他朝我走过来，我起身把饮料递给他，然后朝那日本青年道了谢就同他一起离开了。站上扶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那青年一眼，他也正看着我们。他抬起手来向我微微挥了挥，用的是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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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第一次，在冬日的南草津站。而第二次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次年的初秋，地点同样是车站，不过这次是京都站，时间比上一次更晚，已经过了夜间十一点。

　　我坐在站外的长椅上，还是等人，等的还是同一个。至于我为什么总是深夜在车站等人，等人这个问题有些不好说，但车站这一点是可以稍微做解释的。因为外出时车站就是最明显的地标，而且是回家的并经之地，所以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在车站碰头的概率最大，闭站前也多少有人流，深夜不至于一个人害怕。

　　就这样，我在站前坐着，身无分文，手机已经没电，心里有些懊恼。京都不比南草津，若是等不到人错过末班车回去，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

　　在要讲的那个青年出现之前，我已经自己默默痛快地哭了一场了。这天我戴着口罩，懊恼得不行的时候就在口罩里瘪着嘴不出声响地哭了一场。这样的事我也想不明白，何苦非要大晚上的在什么车站等什么人呢？何苦把自己弄到这种境地！这难免说不是我性格中的一个软肋。在某种情形下，吃这种程度的苦头我是不怕的，事后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正因这样我似乎给自己找了不少不必要的苦头吃，那种分明可以两手一甩不管不顾的情况，我也因为不怕这样的苦头而没有那样做。

　　懊恼，既责怪别人也责怪自己，就是在这种不碰巧的时刻，来了那个青年。

　　“去喝茶好吗？”那人保持着一点距离，站在我的右前方说。也是个25岁上下的男人，瘦但是不高，穿着松松垮垮的红色连帽卫衣。

　　我听声抬起自己懊恼的眼睛，颇不耐烦地直盯他的脸。他也不觉得不快，也看着我。等了大概有五秒种的时间，我越发感觉莫名其妙。

　　“什么？”我问。其实我并不是没听清他叫我去喝茶。

　　“去喝茶好吗？”他又重复了一遍，看起来轻松自如的样子。

　　“为什么？”我又问。大晚上的喝哪门子茶？我懒得看他，用手撑着脸盯着地面。

　　“不为什么，就是玩玩。”他回答道。

　　那我大概明白了。我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是日本人。”

　　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或许是想制造某种障碍性的东西，使那种玩乐兴致的活动充满不便。“是吗？那也没关系。”他说。似乎是没什么关系。

　　我摇摇头，就不再说话了，把脸别向了一边。在接下来过去的不知多久的时间里，青年也许就走开了，而我继续独坐着懊恼。

　　何苦要这样呢？这样在接近凌晨的街头，哪怕被随随便便什么人叫去喝茶也没关系吗？作为我是没有任何去的理由，可哪怕去了那人也觉得没关系吗？日本凌晨的车站可保不齐出现什么古怪的家伙，见过神情怪异的老太婆，暴露狂也看见过，就这样让我待着真的没关系？

　　十月初的京都，夜间气温已经微凉，我穿了一件棉衬衣当作外套，坐了许久也开始发冷。

　　不多久，似乎是没多久，那青年又来了。这次他出现在我的左前方。

　　“在等什么人吗？”他问。看来这期间也没有走远。我说是。

　　“真的不去喝茶？”他又问。我说不去。

　　“好吧。”他说，然后很快向左前方走去。那里有一台自动贩卖机，他站了两分钟，走过来放了两瓶热饮在我旁边的长椅上。

　　“那喝这个，”他说，“晚上怪凉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也不看我，只顾把饮料放下，又折回自动贩卖机，给自己买了一瓶易拉罐，站在那打开喝起来。

　　真够怪的！在深夜的车站给陌生人买热饮，连带没出现的人也有一份，难道这也是日本的社交礼仪？或者说什么古怪的文化，跟下了班必须和同事去喝酒一样？

　　“我说。”听见我说话，他停下喝饮料的动作，走了过来。

　　“你在这儿干嘛？”这次轮到我问他。

　　“喂猫。”他回答道。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年轻人里流行的什么俚语？

　　“是说喂猫？”我充满怀疑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回答。

　　“是，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说。他抬起手来看了看表，“你要来吗？就在附近。”

　　“什么？”

　　“猫。”他一口气喝光手里的饮料，把空罐扔进了垃圾箱。

　　我稀里糊涂地就跟着他走了，两手一边握着一瓶热乎乎的饮料。

　　确实不远，还是在车站附近，是一片堆放着自行车的地方。已经有两三只小猫出现了，它们尾巴高高地有弧度地竖着，缓慢地在自行车前的空地上踱步。我没敢靠近，就站在一米开外的地方，那青年径自走了过去，从他红色卫衣的兜里掏出一袋什么东西来，我猜想是猫粮。

　　他把猫粮倒出来一些，用纸巾垫着放在地上，就有小猫过去吃。

　　“这些都是没有主人的猫吗？”我问他。

　　“有一些是。”他回答。

　　“总是来这喂猫？”我又问。

　　“有时来，也有时去别的什么地方。”他说，“这些猫也是，有时来，有时去别的什么地方。”

　　那怎么确保能碰见它们吗？又不能跟猫做约定，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规律可寻，岂不是相当盲目吗？这话我没说出口。我总在深夜的车站不约定也不联系地等人，不也是相当盲目吗？真够有意思的。

　　“那么总是叫陌生人去喝茶？”

　　“有时叫，有时不叫。”他说。

　　有些吃饱的就走了，也有新加入的，总体数目不算多，四五只的样子。我就那样注视着他不时重复倾倒猫粮、抚摸小猫背部的动作。

　　突然我发现他抚摸猫的那只手也有些奇怪。没错，是缺了一截小指。我又确认了一下，也是左手。那只残缺的小指的出现，让我突然对周围一切失去了把握。这些进食的猫，这个蹲在地上的青年，我手里握着的两瓶热饮，以及这个微凉的沉默的夜晚，仿佛都失去了可以把握的真实性一般。我想到了南草津站那个穿套装的男人，又看了看眼前这个红色卫衣和牛仔裤下的青年，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可为什么？总不至于存在什么极端的宗教或者狂热的地下组织要求断指加入吧？而且那个团体里的人还都有给人买热饮的癖好？肯定不是这样。可那又是为何？

　　虽然有些不合适，但我还是下定决心问了他。

　　“那个，你的小指是怎么弄的能说说吗？”

　　“这个？”他毫不扭捏地朝我扬起小指，然后回答说被猫咬的。

　　“这是什么话？”我还从没听过猫会咬人手指的。

　　“别不信，被咬过就知道是真的了。”他说。

　　具体怎么分开的，我已经说不上来了。但所幸那晚我还是被找到，搭上末班电车回了家。

　　只是这两次经历就一直在心里忘不掉了。像是有一种什么东西存在着，在我独自盲目等待的时候，它就出现，而它的形态它的性质，我一概说不上来。只知其有，但不知其为何物，也不知其缘由，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