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時間裡的直男──專訪駱以軍《大疫》－鏡文學

駱以軍說《大疫》是他的「轉大人」之作，「以前我寫小說──我已經五十多歲了──我的角色還是比較直男、比較內向世代，不是真正被弄過的。從這本後，我才有能力去寫被弄過的人。」

《大疫》

駱以軍 著

出版日期：2022/8/5

「這些到底是真的假的？」駱以軍噴了口煙。煙霧繚繞時間與空間。時間是裴洛西訪台後幾天，中國的飛彈越過台灣。空間是駱以軍老愛來的咖啡店鴉埠。

至於這些，指的是他新小說《大疫》寫的此刻與不久前的疫情，或者說，整個世界。「我覺得特別是我『出事』前兩年，世界不斷在內卷，好像有一個導演喊了ACTION，一切開始啟動卷曲。川普上台，美中對抗，香港成為一個暴力城，又好像一個棋盤──《明朝》出版前我就在香港。接著就是疫情。」

關於疫情。「最先我們觀看的景窗，是武漢的瘋狂，接著大家慢慢疲乏。我五十五歲了，但從六四到九一一，不曾有過這樣停不下來的翻動，或是這樣翻動在敘利亞在伊拉克，所有人彷彿成為命運的骰子，被玩物著骰著。寫《大疫》時，我看到義大利、法國的疫情死亡，接著是美國，這很真實，然而台灣又很奇怪的像有菩薩捧著，之前大家都說台灣一定會爆掉。接著就是烏克蘭戰爭。然而說著說著半年又過去了。」

與其說《大疫》是在寫疫情，不如說駱以軍因為疫情而感到時間「怪怪的」，如同小說開頭描述的溪流靜止如琉璃，「整個世界被按下了暫停鍵。」「一開始，疫情只是我寫這本小說的一個點子。疫情最嚴重時，我不同的朋友們開始重讀瘟疫的文本，才發現我們一整代人對瘟疫多無知，以為那都是中世紀的事，可是它真的成為現實了。剛開始我們不當一回事，後來這個對瘟疫的恐懼跟挫賽（疶屎）超過我們對災難或事件的時間代謝習慣，進入了日常。」

「我們在疫情第一天的憤怒與恐懼，多麼像世界末日最後一天，可是第二天又來了，又有別的事發生。」憤怒與恐懼不斷被延宕，最終被水解稀釋。大疫、死亡、戰爭該是猛烈的，人的感受卻因被玩弄久了而匱乏。身處事件，時間已不能成為標的，於是小說家跳出來問，欸，是真的還是假的啦？像《楚門的世界》最後一幕，金凱瑞走向那道門，通向真實世界也通往一個更大的虛幻。

但死亡每天都在發生，怎麼會假？或許該問的是，怎樣才是「真」？真假之辨與辯的必要，來自駱以軍敘述小說這項技藝與志業常動用的詞──觀測。駱以軍多次在不同場合說，現代華文小說是小說家觀測世界、心靈的方法論，「華文心靈從古典進入現代小說，朝向波特萊爾、喬伊斯、普魯斯特、卡夫卡等，透過小說論小說方法進行觀測，反省二戰以來的恐怖。」

而《大疫》正是駱以軍叫停時間的觀測。小說寫世界被疫情與連帶的戰爭所滅，最後的倖存者躲藏到一座溪谷裡。閒來無事，他們用說故事打發時間。一個又一個故事，隱喻連綿再連綿。經典駱氏小說美學。正當讀者以為《大疫》是一部當代版《十日談》，讀完才驚覺它混合愛倫坡〈紅死神的面具〉與《黑鏡》，一種反身的驚悚質疑。

疫變世界，災後餘生，在當代小說並不稀奇，駱以軍也知道，「愛特伍就寫過，也寫得很厲害。所以《大疫》不是一本了不起的發明，但你以為你是活生生的人，其實只是訊號，就像《黑鏡》在做的事。西方有太多可用的點子，就《大疫》來說，是共產中國的失控，外溢出來，被我們用西方來的小說方法論觀測書寫。」

提到中國，我問駱以軍，身為台灣或香港的小說家是否注定在巨大的中國陰影下寫作，不得不回應一種惘惘的威脅？現下，解放軍正集結，飛彈剛飛過。駱以軍的回答是，「我一輩還好，未來會越來越激烈。那一堵看不見的分辨之牆，就連我這樣的人都會被懷疑是不可信的。」何以被懷疑？且話回《明朝》。

駱以軍先為《明朝》小小平反。他說《明朝》其實是很屌的觀測（在此，我們都笑了一下），是中共跟明朝巨大暴力、官場的疊合；前者話語是馬克思，骨子裡玩的是明朝的東西，「我覺得你剛說的壓迫威脅，這幾年越來越強大，本身也很荒謬，這本來是我爸那輩或朱西甯的遭遇，卻疊合到了現在。」而這也是駱以軍說的，時間的內卷，暴力的日常化。

說到阿共打過來，駱以軍說了一個小故事，也是他在小說之外對中共政權的觀測──可以拉入直男研究社討論的那種。「剛才我去買磨壽山石的砂紙，賣砂紙阿婆說買十張送一張啦，反正阿共都要打過來了，我說不會啦。中共這樣就是那種東亞差勁直男，在外受氣，回家打小孩的表現。可是你會覺得很恐怖，有十幾億人半世紀被這樣差勁直男政權統治，被塑造成某個樣態了，你能拿這些人怎麼辦？不可能如科幻小說的高科技外星人來全部殺光吧，或者像二戰納粹那些人判定要怎樣處理，或史達林做的種族滅絕。但我的規格無法處理到這部分。」

提及《明朝》，也就是駱以軍前面說的「出事」（按：《明朝》出書後有兩個時間點事件，一是2019年11月朱宥勳書評〈「投降」是文明的最終形式嗎〉見於臉書，引起各方人馬對書評是否「思想審查」，以及《明朝》挪用《三體》世界觀得當與否之討論；二是2020年3月，《明朝》被指出其中橋段，與駱以軍在2019年1月至3月開設小說班之學員劉芷妤於2019年6月9日《自由副刊》刊出之〈火車做夢〉內容重疊，引起是否剽竊、抄襲，乃至駱身為小說班導師與學員之權力結構，以及聽取學員故事不告而取之爭論）──駱以軍沉澱兩年的看法是，這也是一種內卷。駱以軍說自己當初像被困在那時空。

「最初寫《大疫》，對那件事我寫了很多，後來都刪掉了。那時候我很痛苦，像被欺侮後再回想那過程。我刪掉的五六萬字，後來看，很多是重覆的，只是為了講當時是怎麼回事，就是一個病人的自白。後來我覺得《大疫》現在這寫法對我是很好的，當我感覺這殺氣鬥氣，就思考到底我是加害者還是被害者？我是強暴者還是被強暴所生下的怪胎？」

沒刪的、殘存在小說裡的，有幾處關乎「寫作倫理的紛爭」（《大疫》原話）。包括敘述者自問「我是否站在刪除別人故事的那一方？」還有是老人偷了年輕人珍貴之物，還是年輕人硬把自己的磁碟片插入老人這台電腦之記憶體之辯。最醒目的，該是第五章節說故事的人召喚《紅樓夢》之襲人、寶釵、鳳姐、秦可卿而說的：「我們為什麼不會去聲討那作者對這些『活在文字之外』的，但他們是他們自己故事的主人，那個倫理？」小說人物的回答是「因為那個作者早已死去幾百年了。」

同時，《大疫》溪谷裡講故事的人述說的，是死者的故事。我問駱以軍，這樣在滅絕世界講述其他死光之人之事，是不是為了「逃避」寫作倫理問題？這是不是他設置的，一個迴旋掉倫理的機關？──如同小說要角谷主說的「我們這裡所說的故事，都不能追究不能批判。」

駱以軍的回答是，「不記得寫的有沒有被刪掉了。」後來又說，「我想的沒有你說的那麼清楚。但就那件事，我非常生氣，因為所有小說上的人物都不可能是憑空虛構的。我一直覺得用『私小說』這詞來說我是錯誤的。私小說在日本有很嚴謹明確的定義，透過『我』在扯裂一個原本日本的群體性，這是日本小說進入現代的一個過程。我在二十年前就說我的小說不是私小說。但確實，我的小說可被批判，我在轉換現實跟小說上有障礙，以前作品也是，有心的人都可以找出小說人物是誰。但事實上，小說是倒走過來的夢境，那之中的任一關鍵抽換、抽遠成人類寓言的恐怖與哀憫，談虛構或對存在型態的液態捕捉，早就不知差距千萬了。真實的說，你啟動這樣的追蹤（人臉辨識），所有人的小說都可以扯上這夾纏的，川端、大江、奈波爾、波拉尼、孟若、莒哈絲、七等生、張愛玲……這真的非常像『大白』檢疫的一種，非常反小說的一種假問題。」

一切開始內卷或者說跑調，肇因他直男式的臉書反擊。「當初因為我的衝動我的暴力罵了朱宥勳，他們覺得我在挑他們，其實我沒有在挑他們。我罵朱宥勳是因為我覺得那樣真的不對，這樣跟國民黨、共產黨看一本小說有何差別？說一本小說是投降主義？尤其加上這幾年的選舉激化。我要說，你們怎麼知道我的政治立場？難道我要出來說，不，我的政治立場是這樣、不是這樣。這不是很羞恥嗎？」覺得自己被誅心了嗎？駱以軍說，「對啊，我覺得很白癡，很像被降維。原本在小說要反思人世的深水區，被用這些網路弄潮、單一標籤，而且是亂貼，消費掉了。如果未來這件事變成一個公案，是這個時代所謂這些自詡文學人很丟臉的一件事。」

訪問間，駱以軍不斷用直男自況。我問他為何強調「直男」，是種諉過嗎？對他來說，這詞有什麼意義？「自嘲自婊吧。直男就是尼安德塔人，這一刻是廢墟，上一part他們還是暴力來源。說到源頭，就是典型第三世界，軍訓教育下的男性，就是蠢。我爸那種低階的逃難的黨國人士，或者以前跟我一起混流氓的，都是直男。長期處於一種家父長的壓迫，所以我逃兵，很怕警察，痛恨體系。可是雖然我是直男，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同志，有Gay哥們。雖然生理上我愛的是女生，但對人際的黏著性、時光契約的重視，包括出事時幫助我的，都是最不直男的。我會想，會不會其實我是超級深櫃？而如果我不是直男，也許當初就不會動用那樣關羽、張飛式叫陣。」

這是直男行為研究社的告解嗎？我再問駱以軍，會後悔「叫陣」嗎？他答，「不是後悔，是反省。反省我的傲慢。以前覺得我練武至今，至少也是火雲邪神，哪來的叫陣者，看我一掌劈死，結果面對的是千千萬萬的地獄，死的是我。」

而這千千萬萬，也是除了瘟疫，小說裡一再訴說的病徵。《大疫》裡人因為網路的不斷複製貼上自我成為某種類病毒的存在，寫「為什麼我們變得那麼自戀？變得那麼刻薄？因為我們早就被移形換位，成為網路上的，到處存在的，卻又稀薄到無任何存在意義的小閃光。」「但這一切是戲。是電波幻影。是流量。是實境秀。是訂閱小鈴鐺。縹縹緲緲。飄飄忽忽。」駱以軍說，「我們這代人很怪，被投到這大網路時代的人，徹底驗證《心經》講的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透過網路，我們不用有長長的一生就能體悟這些。」

這與兩年前我訪問時他對網路（特別是臉書）的評價差異甚大。我問駱以軍，這轉變是因為他所謂的「出事」嗎？駱以軍不諱言，「是啊。我出門前還有點低潮，看到有人又來罵我。我點進去看那人臉書，他的臉書只有自己一個人。」

「這兩年我朋友都建議我去諮商，這創傷很大，可是我覺得我不是三十歲二十歲的人，我是練家子，以前在文壇就被長輩霸凌。這件事，我會覺得委屈，是因為我是很有意識的不會去對年輕人建立恩庇侍從的關係；他對你好，你要報恩於他。三十幾歲時，我跟自己說，如果變成大哥，絕對不要有人因為我的存在而痛苦。所以那些年我是人渣，但我很快樂，我像顆被踢來踢去的足球。」

「到了《明朝》這件事變成網路時代的群體意見，只能用很古典的祈禱跟情感去想像過了好幾十年後你們會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或者一定有好人跟壞人。於是最後這件事變成一團鬧劇。楊澤對我說，不要那麼抓馬，不要這時候弄錯唱腔，以為自己是哈姆雷特。我們是在一個島，曾經發生漳泉械鬥的島，沒有教誨懺悔的習慣，我們的善惡判斷都是非常世俗的，那世俗的過程就是靠拉幫結派，這在我們這一輩沒有少。至於我出網路的這些事，我告訴自己我不能掉進陷阱，進入一套語言：說年輕人都這樣，網路都這樣，這就是一種陷阱。我覺得我一路有捍守這信念。」最後這段話，似乎與《大疫》寫網路病徵、病毒化扞格。但小說敘述者並不等於作者本人。只是我們不知道他們何時重疊。

駱以軍對《大疫》下的結論是，「這本小說如果放在網路上，就是一個自言自語的《地下室手記》。可是正好它有長篇小說的框骨，形成一幕幕的幻景，獨立時空之架構。可以說我最後服膺的，還是即使這些是幻影，我仍認真的把他們一炮炮的煙花打到黑夜裡，哪怕他們稍縱即逝，存乎一瞬。這是小說要堅持的技術。」

我想到駱以軍的小說觀測論。觀測到了，之後呢？駱以軍的回答是，「用小說跟世界表演，展現像電影的視覺，例如《黑鏡》、《愛x死x機器人》。」然而透過千迴百轉、極其視覺性、官能感的表演，又離小說家所觀測到的真實有多近，或者說，有多遠？

如果觀測到的是假的，那書寫本身呢？此前，駱以軍說了一個小故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能把這些真實當作電影在看。但有一天，我看到一個烏克蘭防空武器把俄羅斯戰鬥機射下來的畫面，看得很爽，後來才發現是遊戲畫面，我被騙了。我這麼警惕，在這世界的介面上還是看錯了。」我問駱以軍，這是一個隱喻嗎？開啟了《大疫》的觀測與測不準。駱以軍說，是。

錯看了世界的介面，駱以軍的小說方法論還管用嗎？這是我最後的問題。駱以軍的回答是，「這問題像我一邊吃雪糕，雪糕一邊在融化，我沒有能力跟時間長度告訴你它是錯的。它不會錯，因為我們今天坐著談小說，都是因為這方法論的成立。如果不成立，今天我們在這裡談的會是古詩。」

雪糕與時間，都請多停留。或許終究駱以軍還是唱錯了腔，只是演的不是哈姆雷特，是浮士德。